高等教育扩招引起了高校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高校财务危机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危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责任并不全在高校自身
如何解决高校财务危机，最终考验的不是高校，而是在考验政府智慧与学子们匆忙身影相映成趣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以及建筑工人们时断时续的吆喝声，还有川流不息的运输车队。原本翠绿的校园林荫路已很难听到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撞击和搅拌。高校成了工地。这一切繁忙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高校的财务危机。
在2007年的“两会”上，高校贷款问题及由此引发的高校财务危机引起多方关注，成为“两会”焦点问题之一。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危机。
高校受困巨额债务
众多负债高校中，敢于挺身而出将“财务丑闻”公诸于众的，吉林大学算是第一家。
2007年3月19日，吉大内网上贴出了该校财务处“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通知详细介绍了吉大的债务状况：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每年需支付银行利息高达1.5亿～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在贷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吉林大学还大量调剂使用校内沉淀资金，相互拆借形成巨额内债，内忧外患更加大了吉林大学的财务危机。
与吉大面临同样财务窘境的是黑龙江某大学，其惊人的建设速度背后，同样是巨额的银行贷款。数据显示，该学校建设项目决算总额是10.55亿元，需付息16893万元。如果加上2007年准备贷款的1.5亿元，学校整个基建项目贷款率达到了80%以上。学校的收入只够还银行贷款利息，还本根本不可能。
山东高校今年将迎来还贷高峰。根据调查，山东目前28所省属高校，总额超过百亿元的贷款有46%须在年底前归还，面临巨大还款压力。
上海复旦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丁栋虹认为：“高等教育资源国家垄断，高校采取国家行政机构的运作模式。高校的破产或潜在巨额亏空是明摆着的事实，而结合产出（教育人才、科研成果）衡量，则中国国立高校早已破产。”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郭梓林表示：“让一批一辈子做教育的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房地产业，从规划到报建以及施工的复杂过程中，他们所付的学费，应该不是一笔小数。想一想就知道，能挤到校领导岗位的教授们，有多少是懂经济管理、规划、项目报建、建筑施工的？这些人得从头学起，这样的学习都是要花成本的。当然，还不包括有人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
由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得国家教育经费较多且多有保障，而省属高校经费不足，导致贷款情况更加普遍。其很多压力来自于高校扩招，高校扩招与贷款正在形成恶性循环。
沉重的财务负担压得高校抬不起头，原因究竟是什么？高校为所欲为的资金使用方式难辞其咎，而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银行同样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
曾几何时，各地大力兴建开发区为地方政府热宠。如今，高校开发建设大学城比兴建开发区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并且个个都想做大规模。实际上，目前的高校财务危机就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合力的结果。
解困计划难以奏效
在“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建议对部分负债严重、无力偿还贷款的学校，可以采取“债（贷）转股”的形式，用优惠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建立新型股份制高校。也有专家认为，对于部分高校可考虑采取“政府还本、学校还息”的埋单模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谢太峰认为，“高校财务危机的解决，主要途径还要靠政府支持，如果政府不施援手，仅靠高校自身力量难以解决。”
“‘政府还本、学校还息’这种模式对不同高校也要区别对待。如果一个高校债务过于巨大，每年的利息都还不起，那么，这种模式就不可行。具体到债转股，因为公立高校不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意味着高校不具备债转股的基本前提。另外，如果以银行为主体进行债转股，尚缺乏法律依据。如果将高校贷款剥离给政府或机构，然后由其进行债转股，实际上还是由政府为高校贷款埋单，与政府直接替高校还款并无本质区别。”
对于高校能否实行股份制的问题，专家认为，关键是要区分公立和私立，只有私立高校可以搞股份制。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来看，公立高校是不可能实行股份制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公立高校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盈利，股东没有利益保障。
谢太峰告诉《新财经》记者：“高等教育属于半公共产品，在一个国家，既应该有公立高校，也应该有私立高校。公立高校不应企业化运营。而私立高校进行企业化运营是必然的，可以营利为目标。”
有观点认为，解决高校财务危机，可以用老校区的土地出让金偿还贷款。但此举却遭到多方指责。“一般而言，老校区是高校文化的发源地，传承着高校历史。如果将老校区卖出去，等于变卖高校积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文积淀。而且，所得资金也仅够短期内缓解高校财务状况。”
曾有媒体报道，吉林大学校长为游说一些富商在资金上支持吉林大学，会在每年春节前专程去香港拜访一些商界名流。但鼓励社会捐赠对于庞大的高校欠账却是杯水车薪，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健全的为高校捐赠的氛围。
债转股、出让老校区土地、依靠社会捐赠等办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校的财务压力，无法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高校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如果仍旧让中国高校无忧无虑地拿到资金和使用资金，会继续助长其欠账惯性。那么，中国巨额的高校欠账将难有解决之日。
单纯政府埋单不如制度问责
中国有个俗语，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然而，在公有产权的计划体制下，往往成为“前人负债，后人偿还”。所谓“通过用银行的钱办学校的事，用今天的钱办明天的事”，可能既是给银行留下一个窟窿，也是给后任留下一笔负债。
常识告诉我们，不是自己的钱，且又来得容易的时候，让管钱的人珍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运行体制下，高校会出现一批呆坏账、资不抵债是在所难免的。
高校不用担心还不起钱，因为政府最终会埋单。银行也不用担心高校还不了账，因为有政府在。地方政府同样不会担心，因为有中央政府在。在这样一种没有约束机制的恶性循环中，局势只会越来越坏。
想象一下，如果一所公立高校破产了。学校用固定资产折价清偿债务，那这所高校的学生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流离失所”？中国的公立高校会真正走进破产境地吗？
这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公立高校不可能破产，中国政府也不会答应。如果真有高校因为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政府却见死不救，那等于直接否定了高校扩招计划。
谢太峰认为：“如果仅仅从经济意义上说，当一个单位资不抵债时就应当破产。但中国高校高负债局面的形成也有政府的责任。比如，在政府主导下，高校盲目合并。政府一方面要求高校扩招，另一方面，财政上又投入不足。而中国公立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还是靠财政拨款。当然，校办企业也可以作为一个资金来源，但不能作为主要来源。”
不可否认，一些大学开办校办企业，有些高校利用学校名誉搞收费培训，其盈利能力不容小看。据悉，国内某著名高校旗下的继续教育学院，一年的总裁班、高管班的培训收入高达近2亿，而当年国内一家上市啤酒企业的净利润才3亿元。
可以说，公立高校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集团，一种特别的垄断资源，他们身上同样滋生着一种国企病：吃国家财政，吃银行，吃学生及家长。尽管目前来看，中国公立高校不可能破产。但政府可以救济一次、两次，能否救济永远？
西方国家的高校资金一般由社会资助，学校形成了严格的管理责任制，教育经费的使用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有利地减少不合理开支。西方高校管理不善，或找不到教育经费资助，将面临破产。相比较而言，中国公立高校太过寝食无忧了。
高校危机考验上层智慧
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是高校命运的一次转折。不进行扩招，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流亡”到社会上。而当时正值国企职工下岗潮末期，下岗所引发的社会阵痛才刚刚有所稳定。扩招不仅有利于增加大学受教育人数，更可将达到就业年龄的年轻人圈在校园内。从这一点来看，高校扩招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当时情况下，扩招似乎是无奈之举，但最终导致扩招失衡，在于没有把握好“度”。“欲速则不达”是千古名言，中国的高校扩招正中此语。
以吉林大学为例，目前，吉林大学的在校全日制学生超过6万人，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排名第一。其在合并时，将原来五所高校的附属车队、后勤、学校、幼儿园等附属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各级人员，几乎原封不动地纳入“囊”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六个校区内，职能重复，资源严重浪费。这也是吉林大学财务危机的根源之一。
教育应该是多元的，办教育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中国目前几乎是一元垄断。中国民办高校的学历不受社会承认，民营资本办学受到排挤，民办高校很难打出自己的品牌。
丁栋虹呼吁：“建设中国教育的市场化体制，政府应该大力扩展、培养民办教育，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专业教育与人本教育模式。”
一定程度上，高校财务危机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危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责任并不全在于高校自身。如何解决高校财务危机，最终考验的不是高校，而是在考验政府智慧。
政府救济只能疗一时之伤，无法根治固有顽疾。
地方政府出手相救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高校财务危机。
江苏省政府计划拿出三四十亿元财政资金直补高校贷款。江苏省高校现有100多亿元债务，江苏省政府计划通过“三三制”来化解——政府拿出1/3，另外通过资本运作筹集1/3，余下部分由高校自行承担。
而在浙江省，当地财政将拿出40亿元为高校贷款贴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