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创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的是生产成本；二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降低的是交易成本。
社会是由无数的人群组成的，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当他们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必须要有规则来约束个人的非理性行为。这种规划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正式规则又可称为制度，非正式规则又可称为文化，或者文化习俗。只有当这两种规则都基本健全的时候，大家都按相互认可的同一个规则行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可能产生信任与互动。
碰到不守规则的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可能的选择有两种：一是退出。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如果一方经常犯规而不受惩罚，另一方只能选择退出。此类实例在过去的中国甲A赛场时有发生，假哨、黑球盛行，选择退出的不仅有球员、队长、教练、经理，甚至整个球队和赞助商都宣称退出中国足坛。二是你不讲规则，我也不讲规则，大家都不踢球了，专门踢人，看谁踢得过谁，打球变成打架，场面煞是热闹。
规则的作用，就在于保证秩序，维护合作的良好环境，使得人类的创新活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由于人类的活动不断带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制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固定模式，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因此，制度的创新也将永不停息。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限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同时也可能对人们的创新活力产生制约。
古罗马奴隶制度崩溃
古罗马的奴隶制度之所以最终崩溃，其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受到严重制约。古罗马经济的发展，最初得益于战争掠夺，而后靠残酷榨取奴隶血汗维持。这种经济模型的非道义性决定了其难以持续。
古罗马人将数百万战俘变为奴隶之后，强迫他们在庄园、手工工场和矿坑中从事各种劳动。奴隶主们视奴隶为牲畜，区别仅为奴隶比牲畜多一项会话功能。奴隶们白天带着镣铐外出干活，晚上就被锁进黑屋。古罗马时代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非人压迫，成为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的一幕。由于奴隶数量非常庞大，奴隶主管不过来，有的奴隶就开始偷懒，甚至开始反抗。奴隶主们逐渐意识到：通过强迫和非人道的方式管理奴隶们的劳动，奴隶没有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只有解放奴隶让其成为自由民，调动奴隶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地给予奴隶们生活和生产上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大幅度降低监督成本。因此，古罗马奴隶制度加速崩溃。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Mises）认为：“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制度变迁而造成的。
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就在于这个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状况的发展与变化，维护这个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个农民都有可能选择偷懒，也有必要选择偷懒。在这样一种让全国数亿农民共同进餐的“大锅饭”的体制下，由于农民没有能够自由支配的土地，农村的最小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农民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得接受生产队的监管，生产队接受人民公社的监督，从而造成巨大的监督成本。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质，是想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影响和控制农民，做的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事情，最后才发现这做法的成本过于昂贵。
从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以来，农民在劳动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被“解放”出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就是制度的力量，是单纯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所难以实现的。
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上世纪40年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问世。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1929年，推行市场经济的美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而同期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就在这种巨大反差的背景下，哈耶克非常冷静地提出：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所获得的成功，不可能走得太远。一个国家推行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全体国民都必须而且绝对地服从中央权威。这种权威性的产生，除了依靠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外，还不能使普通国民拥有生产资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都依靠工资性的收入，手中没有太多闲钱。当人们的劳动收入能够满足并且仅仅达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时候，其对抗性必然大大减弱。
这套统治学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就产生了。汉武帝之父汉景帝当朝时的宰相晁错，有一句很著名的论断，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他认为，控制一个国家要记住两条，一是不能让老百姓忍饥挨饿，挨饿的人多了就容易引发民变；二是不能让百姓太富足。因此，从汉景帝到汉武帝，都尊崇了晁错的策略。汉武帝还重用桑弘羊等人，推行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后又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使商贾无法牟利。还实行算缗与告缗制度，违者没收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告发者奖所没收财产一半。史书记载，一时间“告缗遍天下”。由此国库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中等以上商贾们大多破产。
这就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推行过的“计划经济”。上个世纪中后期，我们又再次进入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集中控制，人们生活比较拮据，仅有基本工资收入，大量实行票证制度：粮票、肉票、布票到烟票、糖票等等，同时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以确保计划经济模式能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
在这样一种国家机器的强力控制之下，人们不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被控制，人身自由也被微薄的收入和种种关卡所钳制，社会早已失去创造的活力，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创新，也没有条件去创新。
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普遍缺乏主动思考，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失去创新能力，这个社会的发展迟早都会萎缩。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构，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创造财富，其职能在于制定规则，维持社会公平交易的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如教育、国防等。当创造财富的人们都失去自己的人格，必须依附于某个组织中的某个人物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绝对没有创新能力的。而没有创新能力，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希望。
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科学技术并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应该是制度。一个社会组织即使拥有最好的技术，如果其制度僵化不变，再好的技术也不可能代表进步。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已经掌握或正在掌握最先进的核技术，但社会制度远远落后于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因而国家和人民非常贫穷，技术并没有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也不敢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