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早年接受的中国革命史教育给笔者最深印象的，并非哪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或者哪一次拨云见日的会议，而是不只一次出现的关于革命进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描述——他们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具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 多年后，每当看到关于上市公司不公允关联交易的曝光，脑子里常常会冒出这句 “千丝万缕的联系”来。不是吗？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匆匆剪断与母体的脐带而剥离上市，公司上市的龙门一跃是母体颤巍巍完成的托举，上市公司与母体集团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了上市公司经营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然而，尽管千丝万缕的非革命化联系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决性打了折扣，但其仍然是中国革命依靠的力量之一而非打击的对象；尽管千丝万缕的关联关系导致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仍然不能否认关联交易也有其积极作用。实际上关联交易的参与主体间的联系使交易费用得以节约、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得以减少、企业集团整体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但效率意义并不足以成为非公允关联交易的辩护词，一旦关联交易失于公平而损害到非关联方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最终受伤的必然是整个资本市场。
革命为医治民族资产阶级软骨病开的药方是事实教育，监管为昭示关联交易公允程度而亮出的法宝是充分披露。虽然证券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方面规定颇多，不过秉承本人侃会计聊准则的一贯传统，在此咱们还是说说关于关联交易的会计准则。
199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在原来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可是首屈一指，是针对企业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行为的及时雨。2006年2月，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关于关联交易的准则更名为《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虽然在背景说明中表示“原准则已不能适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关联方交易”，但实际上该准则与那些原已存在，现今升级的准则一样，基本上都是为赴准则趋同盛宴而穿上了按国际会计准则打版制作的礼服而已，这不，连准则名字都改成一样的了。
国际化趋同的新准则扩大了关联方的外延：原准则仅将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主体认定为关联方，而新准则将主体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认定为关联方；此外新准则在关联方的认定中，还把主体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拉入关联方认定的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益复杂化的关联方关系辨认的问题，比如通过若干个中间企业间接影响和控制关联方的情形。不过，新准则并未如IAS24那样，将主体或与之相关联的主体的离职后福利计划和对主体具有联合控制的各方作为关联方。另外新准则特别规定，对于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属于关联方，这一点本来与IAS24存在差异，但是新会计准则体系国际趋同努力的投桃报李效应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07年2月对此进行了修订，从而消除了此项实质性差异。在交易的认定上，新准则亦步亦趋地追随IAS24的03年修订版，将“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纳入关联交易的类型，从而剔除了管理合同的内容。
对于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新准则要求提供所持股份或权益的比例和表决权的比例，但不必提供其变化，要求披露企业的业务性质，但并不如原准则那样要求提供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若母公司不是主体的最终控制方，应披露最终控制方的名称；如果母公司和最终控制方均不对外提供财务报表，还应当披露母公司之上与其最相近的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母公司名称。新准则还取消了关联方交易未结算金额或比例的选择性披露，但加入提供未结算应收项目坏账准备的要求。同时与合并报表一起提供的母公司单独报表中的关联方交易不可以再获得旧准则中的豁免特权。这些都是由趋同所引起的新旧准则的变化。此外，新准则增加了企业对关联方交易的公平性的举证责任，企业不但要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并且只有在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这一点与本着不涉及计量问题的立场而取消了关于定价政策披露的IAS24的03修订版有所不同。不过新准则也没有走得太远，财政部2001年《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的内容并未纳入准则范围即是例证。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充分披露将给新准则带来更多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