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良性地运行。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基石上
北美游历，兴趣盎然而又阴差阳错：不承想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追根溯源，竟把我抛向了一片精神沃野，对市场经济的求真探索，最终将我引入基督教文明的殿堂。结果便有了“北美望星空”。该文一出，立即成为眼球关注焦点，褒贬不一。赞扬和批评均刺激我进一步对宗教、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话题作更多的观察与思考。
结果，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文明中几乎所有令我们欣赏的好东西，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经济学家们过去真不应该忽视这一影响。
宗教文明是西方市场经济基石
物种的基因决定物种日后的生长，而新教文明正好比是一棵苹果树。我们岂能只见红红的市场经济大苹果，却忽视了那长着苹果的枝、那撑着枝的树、那长出树来的苹果树种子？
从文明的演变看，西方文明的因子主要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再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改革，便形成了新教，衍生出一整套有效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后者直接导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而市场经济的成就不过是这一文明的美丽果实而已。
所谓文明，其核心是一整套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信仰与理念。从思想到行为，从行为再到结果，融汇古希腊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就这样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磐石。
通常，一般的看法是，制度是衍化出来的，是逐渐变革的。这一论断应该说符合大部分的经验观察，尤其是转轨国家的实践。
美国的制度与其说是衍化出来的，不如说是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爆炸出来的。一些中国人所看到的美国的许多东西：市场经济制度、三权分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一古脑儿全部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两百多年几无变化，只不过是长得更加枝繁叶茂罢了。中国人今天所学习的，并非阳光下的新鲜事物，而不过是美国两百多年前的东西。
这一套好东西的出现当然绝非偶然。
意识形态决定制度规则
我们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但可喜的是，我们也不否认意识决定物质。对于美国市场经济之发生，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原理。因为有了一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清教徒，有了受其影响的主流文化，美国的建国者们才能按照自己头脑中的理想来设计美国，然后才有国家的富裕和强大。
中国人爱讲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美国恰恰是“知礼节而仓廪实”，即不是有了钱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了好人，然后才有好的经济。
试想一下古老的中国，如果无外力影响，缺乏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完全靠自身“制度演进”的话，纵然再演进五千年，是否就能演变出美国这一整套“古董”来呢？须知：苹果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是苹果。梨树的种子，长出来的只能是梨。
这一点，在韦伯看来，是非常清楚的。韦伯证明，就赚钱的动机来说，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的人们皆无例外。就商业性交易而言，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也比比皆是。一种叫做“市场经济”的东西存在，却见不到，只有等到新教伦理昌盛之后才呱呱坠地。
在经济史学家诺斯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看，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
事实上，世界上的制度大都不是理性的结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罪恶”心理扭曲市场秩序
很多人都喜欢讲市场经济，但若追问他市场经济是何物，则语焉不详。市场经济实是公平交易和创新的经济。交易比较好办，问题是平等及不断创新的精神难求，平等交易的制度更是很难畅行。
哈耶克向来以思想博大精深著称，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市场秩序具有自我扩展的趋势。然而，我们不清楚，最初的“市场秩序”是如何“扩展”而来，“市场秩序”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自我扩展的。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市场秩序的内核很难形成，就算偶然形成也很难自我扩展成正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市场秩序似乎昙花般绚烂地出现过，但最后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因为劣币驱逐了良币，恶驱除了善，是因为非公平交易驱除了公平交易成为主流。
原因说来有点可悲。应该说人性中天生有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一面。因此，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通过公平交易来获利，也不喜欢创新，而是更渴望通过获得“垄断权力”，以及通过获得确定规则的权力来获利，并且在获利之后尽情享受。
当这一“罪恶”的心理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决定人们的行为时，非公平交易的经济就会如腐肉般大行于世，而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天边望洋兴叹。与此同时，追求人生享受的动机会超过企业家的动机，令创新的发动机熄火。
白居易的《卖炭翁》所描述的交易就是千古缩影。在这一故事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硬充了炭的价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与官家的交易徒有其名、徒具形式而已，完全不是公平交易。
宗教文明确立市场伦理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正确地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如哈耶克所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
这是因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增添上帝的荣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救”）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节：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撒谎、害人被自动禁止，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
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某种基督教文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运行，也完全建立在这一文明的基础上。按目前时髦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法，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良性地运行。没有基督教，我们既无法理解美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也无法理解其运行。
有朋友说，非公平交易的出现是因为政府插了进来，管制丛生，垄断丛生。因此，公平交易要靠打破垄断，引入法律规范来逐步解决。
的确，打破垄断以及放松管制会有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行为。但是，打破垄断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公平交易呢？看看今天存在于完全竞争领域的毒大米、毒酒以及无所不在的假冒伪劣产品，结果可想而知。
缺失道德约束，律法效果堪忧
有朋友从经济学重复博弈的理论推论出，市场经济可以内生出道德。这显然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为重复博弈只是局部而非全部。尽管重复博弈的确可能让交易双方理性地选择不撒谎和不害人，但可惜许多交易并不总是重复的，就算交易无限重复，交易者的生命却是有限的，诸如“59岁现象”之类的败德行为又如何去防止呢？
经济学已证明，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撒谎、害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经济学还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会有“囚徒困境”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害对方是因为怕对方害自己，其结果则是双方将互相伤害。个人理性最大化并不能带来集体福利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市场失效”。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市场内生出道德，而是内生出不道德。
理性最大化、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易不足以产生出完美的道德，因而不足以保证其自身的完善，人们便立即想到了法律，希望借助整顿市场秩序之类的运动，以及更加严格的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
但是，全然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自律，全靠市场以及法律的外力来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可能吗？其成本究竟有多高？
事实上，因为法不责众，在全民道德沦丧的情况下，法律的效果值得怀疑。如果全社会均缺乏基本道德底线，恐怕连检察长和法官也找不到，因为检察长和法官也都是罪犯（就像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情况）。更何况，法律的惩罚从来都是事后惩罚，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法律与法律之间总是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空子。
在市场失效以及他律难为的情况下，我们尚需寄予希望的其实是交易者自律。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
市场伦理需竞争形成
文化与宗教的社会性投资是合算的。文化事实上成了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因为导出公平交易的文化，以及诚信的文化，所以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市场经济的良因和温床。
不过，我在此并不想简单地开出一个药方：基督教可以救中国。问题不是如此简单的。以目前的观察和思考，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基督教文明是美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红苹果的基因。至于我们的文明基因是否也能够长出大苹果来，或者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种出一个大苹果来，那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话题。
政府应该像放松产品、服务领域的管制那样，放松信仰的管制，通过竞争来发育出最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们需要的市场伦理。产品的繁荣来自竞争，服务的繁荣来自竞争，伦理资源的繁荣也要来自竞争。
至于中国的伦理构建，主要通过外来吸收还是通过传统转换，是通过儒家文明的弘扬还是通过道家的、佛家的光大，还是通过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只有“信仰”市场的竞争才能决定。
目前阶段，已经到了讨论这一话题及逐步解决这一话题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磐石上，这一点是确凿无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