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为员工张锐的死或许仅仅是个个案，但却折射出了许多现实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这个话题，已经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将正式施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在新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可以预见，新劳动法在理顺劳资双方关系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仅仅靠一部法律，或许很难协调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劳动者的生存空间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劳动和生存环境上的真正和谐，消除劳动者们心灵深处的顾虑和不安。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锐的死，将华为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善良的网友，好事的媒体，将所有的炮火对准了华为，“床垫文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加班沦为“资本主义”的罪恶代名词；张锐摇身一变，扮演了现代“包身工”；华为则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但是，仔细想想，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谁害死了张锐
无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并且，竞争还将越来越严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垄断的破除，几乎所有行业都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特别是国际大企业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的企业管理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就显得越发惨烈。同时，中国真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才不到十年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存压力骤增，有些人的适应能力一时无法快速调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社会并没有给那些调整不及时、不彻底的人留下什么机会。因为市场根本没有给那些调整不及时、不彻底的企业留下什么机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不能全身心投入竞争，不能快速地获得自己的市场地位，不能迅速打造企业的竞争力，那么，这家企业的命运就是被市场无情淘汰。
从职业的角度讲，张锐作为企业的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交易。张锐作为一名知识工作者，在入职后，应视为与企业签订了一份合约，用自己的工作、知识和智慧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获取企业给付的薪酬。合同一旦正式实施，双方都应该遵守合约所规定承担的责任，员工应该及时完成合约所要求完成的工作任务，企业应该及时给付员工报酬。
当然，企业与员工并非是赤裸裸的买卖关系。一方面，企业要发挥员工最大的能动性和价值，就必须给于员工相应的关怀。而员工，因为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有义务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有限度的超值付出。在这一点上，华为做得确实不够到位，如果能够尽早发现张锐情绪上的问题，或许事件不会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也不会以一条生命为代价，引发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但是，我认为，华为的问题也仅限于此。将张锐事件的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华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对问题的解决也于事无补。事实上，在张锐事件中，所有各方，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张锐本人、同事、家庭、华为都有责任。
素质就是对环境的适度适应
我们经常说，21世纪最难得的就是高素质人才。但什么是高素质人才？
以市场经济社会的标准来看，高素质人才就是能够在有限条件和环境下创造社会价值和把经济价值最大化的人。在这一点上，张锐似乎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快速适应环境，和具有一定责任感这两方面，张锐的表现都可谓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毕业三年换四份工作，还是最后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这似乎都不应该发生在一个有素质的现代青年人身上。
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日前颁布的调查数据表明，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另外，还至少有100万人自杀未遂。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大学生自杀、青少年自杀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自杀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到底在哪里？
这决不是简简单单谴责一下华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社会压力的增大，使得人们要么迅速适应这种变化，要么就采用吸毒、赌博甚至犯罪这种方式反抗这种变化，要么就只好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选择逃避。这三种方式中，只有第一种是值得称道的，后两者实质上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对抗。
中国社会如何化解“张锐危机”
张锐事件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调查数据，将自杀问题推向了前台。我们在关注个人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一个社会根本问题——社会保障制度。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是严酷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些失业人群，在生活上更是举步维艰。而农村更不必说，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建立。农村自杀人口高于城市，与两者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有直接关系。而相反，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给人以坚强的生存后盾。即便是失业，也可以保障自己和直系亲属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
这种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以积极心态生活的根本。同时，更是失业人群能够再就业和再创业的基本保障。此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创新、科技和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担忧生存问题，那他还有什么心思、有多少成本支持他去做维持生存之外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保障制度才是促进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减少张锐式悲剧发生的根本手段。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落后于时代。中国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归纳：有教无育。学校只能教给学生知识，但几乎不传授智慧。小学、中学如此，大学尤甚。
教育不完善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心理素质不高，承受能力低。进而产生自我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巨大差距。当然，优秀的人才通过自我调整，能够快速适应环境，获得发展的机会。但问题是优秀人才并不多见，那些不能快速进行自我调整的人，也难以快速地融入社会。
张锐死了，导致张锐死亡的原因很多。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但这份思考太沉重了，沉重到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张锐之死
张锐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系。毕业后，他三年间共换了四份工作。2007年5月，张锐与华为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张锐很高兴地给父母打电话，并称工资有5000元左右，加上加班费、奖金，收入将近8000元。
成为华为员工后，张锐表现出疲惫和失眠。一个多月后，张锐的父亲接到张锐电话，诉说工作压力太大，他不想干了。老父亲只好带着一个板凳，买了站票来到深圳，劝说儿子不要辞职。因为在张锐上大学期间，家中已经欠债5万元，一家人还债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唯一的儿子身上。
经过父亲的劝解，张锐放弃了辞职的念头。然而，在老父亲回家没几天，张锐再次打电话回家，称自己要辞职。
7月18日，在距离张锐居住地四公里的某小区楼道里，人们发现了上吊自杀的张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