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不仅是中韩建交十五周年，也是中韩交流年。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超过1300亿美元，相当于十五年前的27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韩国第一大海外投资国和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同样，韩国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007年岁末，《新财经》记者针对中韩经贸中的热点话题，专访了韩国驻华公使衔参赞赵世先生，对话中韩经济。
双方以“产业内贸易”为特色
《新财经》：自从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了数倍，这一贸易成就主要得益于哪些方面？您如何评价两国的经贸关系？
赵世：我想先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1992年韩中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约50亿美元，而2006年则达到1343亿美元，足足增长了27倍。与同一时期的中日贸易额增长约8倍，中美贸易额增长约15倍相比，可以想象，这一增长速度有多快。
韩国到2006年对华投资累计达350亿美元，约有4万家韩国企业进驻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作出了贡献。2007年1~10月，韩国对中国大陆投资额达29.5亿美元，排在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后，位于第三。如果考虑到香港和维尔京群岛的特殊情况，韩国实际上是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这一点是被外界所忽视的。
不可否认，韩中两国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是韩国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对于中国来说，与韩国的经济交流非常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造劳动就业的机会。值得欣慰的是，两国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势，没有出现大的摩擦。
在2005年11月举行的韩中两国首脑会谈上，胡锦涛主席与卢武铉总统就2012年两国建交二十周年、双边贸易额实现2000亿美元达成了共识。
《新财经》：2006年，韩国对中国大陆地区贸易顺差高达209.67亿美元，与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为168.83亿美元，您怎么看待两国间的这一贸易顺差？
赵世：韩国在韩中贸易中的确保持较大的顺差，这源于两国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韩中贸易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韩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有90%以上是原材料或半成品，中国把这些半成品加工完成后向全世界出口。
因此，在分析韩中贸易顺差时，也要考虑对中国的出口和国内就业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提高得非常快，按照这种趋势，预计在今后的韩中贸易中，韩国的顺差规模会逐步缩小。
2006年，来华访问的韩国人共有390万人次，在中国留学的16万外国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5.7万人。通过外国游客或留学生等人员往来发生的支出，即所谓“贸易外收支”，中国应该是顺差。这一点同样被外界所忽视。
《新财经》：您所指的“产业内贸易”就是目前中韩两国贸易的主要特点？
赵世：韩中贸易逐渐从过去的“产业间贸易”趋向“产业内贸易”。回顾两国刚建交时，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工业产品，而中国出口韩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物原料。近年来，双边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国向对方出口的商品均以工业产品为主。在双边贸易十大出口商品中，工业用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和钢铁制品等六类商品相互重叠。
在投资领域上，制造业比重逐渐减少，而服务领域等非制造业比重不断增大。2007年1~9月份，在韩国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比重占79%，有史以来第一次降到80%以下。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内需市场将迅速扩大的预期正在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韩国企业抢占中国大陆
《新财经》：据了解，在韩国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中，有15家在山东省都有投资。目前，韩国中小企业也将把山东作为投资基地。为什么会对山东省情有独钟？
赵世：韩国有句俗话：“山东的狗叫声，韩国都能听得到”，以此来形容韩国与中国山东距离很近。韩国的华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山东，在韩国，中国料理大多是在山东风味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韩国企业自然喜欢聚集到山东地区投资。
不过，2006年在韩国对华投资地区中，江苏省已赶超山东省成为在中国的第一大投资地区。2007年1~9月，韩国企业对江苏省投资额已达到13.7亿美元，位居第一位；山东省只有5.8亿美元。这说明，韩国企业过去对华投资以加工贸易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韩国企业纷纷以抢占急剧扩大的中国内需市场为目标，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地区。
《新财经》：韩国企业喜欢抱团投资，这样是不是感觉更有安全感？
赵世：（大笑）我想，也包括这个原因。企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投资，都会感觉有风险，如果有前期投资成功的企业，大家再去那个地方投资，就会有安全感。在华投资的风险主要是政策的频繁变化。在韩国，政策不会像中国这样变化太多，即使有变化，也是有可预测性的，至少有时间过渡，不会太突然。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您作为驻中国经济参赞，有没有提供过什么建议或意见？
赵世：在韩国，政府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非常有限，政府是难以对企业施加影响的，企业会根据自身投资评估和判断来决定投资的地区和规模。在中国，我感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某些企业的投资决策。
韩国经济不会过分依赖中国
《新财经》：继三星、LG、现代等知名韩国企业在中国扎根并获得很好回报后，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中小企业也来华寻找机会，韩国政府会不会担心韩国经济会过度依赖中国？
赵世：韩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对韩国经济过分依赖中国都曾表示担忧，但我并不担心。近年来，韩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在18%左右。在境外投资中，中国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的40%左右降到2006年的30%左右。我认为，对外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基本上是按市场原则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韩国政府不能直接降低或提高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
再说，选择投资中国，是韩国企业自己的事情。比如韩国企业SK集团，选择在乌鲁木齐投资做手机方面的研发工程，企业的选择政府是无从左右的。
《新财经》：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产品在不需要引入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市场，但近几年，日本企业及产品在中国的表现明显疲软。目前，韩国企业诸如三星、现代、LG等在中国的市场表现与当年日本企业类似，您担心韩国企业会走日本企业的老路吗？为什么？
赵世：核心技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关系到存亡的关键。经过艰辛努力开发的核心技术，受到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们难以期待企业提高竞争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
同保护核心技术一样重要的是确保市场。一味地追求技术保护，而失去进入大市场的机会，没有任何意义。目前，围绕着中国第三代核能电站建设项目，美国和法国企业展开竞争，最后答应转让核心技术的美国企业中标了。这表明，确保市场与保护核心技术同样重要。
我想，韩国企业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事实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一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汽车领域时，承诺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等。所以，我不担心韩国企业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中国市场走下坡路。
中国政府更关心大企业发展《新财经》：韩国企业在中国遇到问题时，会来您这里寻求帮助吗？
赵世：投资中国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数是有关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企业在中国投资成功了，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有不顺利或失败的时候。比如，在中国，企业面临破产清算时，程序很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一般都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居多，像LG、三星这些大企业，一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寻求帮助。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政府为企业做的事情就越少。目前，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政局也很稳定。我想，当中国进入发达国家后，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来大使馆寻求帮助的现象会越来越少。我曾在一些发达国家工作过，感觉越是发达国家，政府的相关体系越完善，国家的法律能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新财经》：韩国企业在外投资时，韩国政府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赵世：韩国大企业依赖政府的现象比较少，因为其本身有很强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政府主要是帮助小企业提供相关的市场信息和政策。这与中国有一定的区别，中国政府似乎更支持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小企业关心少。
《新财经》：目前，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的情况怎么样？韩国的哪些领域适合中国企业去投资？
赵世：2006年，韩国对华投资额达到34亿美元，中国对韩投资额仅为4000万美元，到2006年年底，中国对韩投资额累计也不过19.7亿美元。韩中在投资领域存在巨大不平衡，韩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扩大对韩投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所以，中国在扩大对韩投资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在汽车、IT、机械等领域很有前景。
赵世：
1984年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曾在旧金山 、也门、日本工作。后任韩国外交通商部东北亚通商课长，于2006年2月来到中国，在韩国驻华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记者手记
走进赵世先生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一排排中国万里长城的照片。很难想象，这位年轻的韩国外交官会如此痴迷中国长城。赵世是2006年2月来到中国的，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他曾经28次登上长城，大多是断垣残壁的野长城。他说：“我喜欢爬山，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也到过很多地方，但长城是世界上唯一壮观的风景。”
记者还注意到，在赵世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一张复印出来的黑白地图，上面用黄色笔迹勾勒着一些特殊记号。原来，这些记号代表他步行走过的北京二环以内四分之一的胡同。
“我刚来北京时，开车路过胡同口特别好奇，但不敢进去，感觉里面不安全。但现在看来，北京的胡同里是非常安全的。”说话之时，赵世拿出一张老四合院门的照片给记者看，院门左侧悬挂着五星红旗，院门上则贴着中国传统的对联，横批是“富贵人生”。
“五星红旗代表中国，我个人感觉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富贵人生’所表现出来的意思或愿望似乎与平等不符。”这位韩国外交官对中国民情的体察细微，似乎显露出他从这些细节中感受到了治理这样一个大国所面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