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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7产权意识苏醒后独立的资本人格

2008-1-14 10:49 《新财经》·张 盈 何辉东 王晓慧 【 】【打印】【我要纠错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无意识的,它们出现的动因,更多是为了使自己免于饥饿。进入第二个十年,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他们创业的新主题。那些先觉者,由于超前的远见得到了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88年12月,24岁的王文京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任上下海,到位于中关村的海淀区工商局领取工商执照。

  在企业登记处,办事员问:“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王文京说:“我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不少人为了图方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由此而生。

  王文京的“个体”执照

  被拒绝后的王文京只好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却只能当一个个体户,好像有点屈辱。不过,在王文京看来,自己的企业就应该是自己的。

  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十一年后,已经成为国内最大财务软件服务商的用友软件被批准上市,持有用友55.2%股份的王文京身价一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受到产权归属问题的困扰,源于十三年前,他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营业执照。

  在产权改革上开风气之先的万向集团自然不甘人后。这一次,鲁冠球要求把万向纳入国家规范的股份制试点。1994年1月,万向钱潮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万向集团又完成了民营企业控制的公众公司的产权变革。四年以后,万向对产权作了进一步的明晰,镇政府以股东身份享受分红,而不再上缴20%的管理费,避免了“水涨船高”。这种做法被舆论界称为“花钱买不管”。此举进一步完善了政企分开,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

  柳传志的“产权”变通

  在联想创办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入了20万元的打底资金,现在是柳传志偿债的时候了。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20万元,他二十多年后都没有还清。

  联想是计算所下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公司创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引进私人投资者。

  1988年,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将代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利润调节器。柳传志选择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港商吕谭平两家合作伙伴,选择中技转的公开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不为人知的是,当时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柳传志的办法一直被很多国有企业悄悄尝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对母公司的产权改造。

  1994 年,经过一年多的磋商,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划分,确定按照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管理层和员工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占有其余的35%股权,并按比例进行分红。员工持股会35%的股权,在当时还只是分红权。兑换成实实在在的股权,是七年之后的事了。

  “红帽子”的尴尬进退

  王文京、鲁冠球和柳传志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在1997年之前,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乡镇企业。正像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在三十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直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有资本这个大箩筐里。与此同时,却又侥幸地希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

  乡镇企业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着,但时不时地会遭遇倒春寒。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为了继续得到政策支持,这些乡镇企业通常都会挂在乡集体下面,“公皮私骨”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

  虽然“红帽子”在后来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紧箍咒,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初期萌生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政府保护。很多人的记忆可能已经淡没,1989年后的三年,是中国民营经济不愿回首的岁月。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引发了私营老板的极大恐慌。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甚至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出逃的小高潮。

  为了避免遭受冲击,一些人主动把工厂交给了集体。1989年,山东临沂沈泉庄白瓷厂私营业主王廷江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在捐献资产的两个月后,王廷江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后来,他被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写进了中学政治课本。

  与王廷江迫于形势把企业交公不同,蒋锡培把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的前身)送给乡集体,倒是有几分情愿。蒋锡培1990年创办远东集团,当年销售额就做到了462万元,第二年飙升到1800万元,产能不足迅速成为远东发展的瓶颈。

  蒋锡培在资金告急寻求银行贷款未果后,果断地找到了范道乡党委,要把一手打造的民营电工塑料厂拱手转交给乡镇府,远东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接下来,贷款、扩厂、纳才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水到渠成迅速解决。之后的十多年里,这个精明的江苏商人数次上演远东集团产权变革的精妙之举。

  很有意思的是,乡镇企业争戴“红帽子”以退为进,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时,它们又纷纷转型成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冀望的共同富裕、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经济发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空前好转,私营企业主又忙不迭地要摘掉红顶子。但他们突然发现,紧箍咒一经戴上却很难取下。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把企业从“红帽子”里请出来的办法。有些企业主,还为此失去了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