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却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变得祸国殃民。
在明末清初之前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形态，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了盐、铁等重要物质实行国有垄断经营之外，国家对蚕桑、粮草的生产和流通大体都是放开的。从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的发迹主要是在北方的边境地区。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屯兵，实行自由粮草交易，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而且给山西人创造了发展贸易的机会。当然，晋商以战争为商机，囤积粮草，发战争财，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到了明末清初时，中国的皇帝才开始有意识地出台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嘉靖年间，国库空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间传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到了老百姓都说家家干净的时候，不仅帝王不幸福了，而且帝国的生存都是个问题，何以奢谈可持续发展？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严嵩父子连哄带诱，与嘉靖共同忽悠出了一项“改稻为桑”的国策，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填补亏空。
表面听起来，“改稻为桑”无论如何是利国利民的一项好政策。农民种地的收入不如种桑的收入高，嘉靖又决定不增加“改稻为桑”者的税收。而且蚕桑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向手工业的转移，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因此有望拿到“农转非”户口，这是多大的好事呀，老百姓怎能不拥护？
然而，“改稻为桑”这个看似英明的国策，就出了问题。
急功近利。推行这项国策的人提出了“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目标。第一年就要织出五十万匹丝绸，而且已经与洋人签订了出口合同。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当时的官员还不善于以“亲民”为口号，打出“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的旗帜，但做事已经胆气十足了。为了推行国策，官府竟派士兵骑着战马去踏农民的秧田，引发了杭州郊区的老百姓到总督府集体上访的事件。
兼并土地。要保证丝绸的规模生产和质量，必须解决原料生产的规模经济问题。所以“改稻为桑”必然涉及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古人能够像现代人一样，在土地兼并的同时，辅之以合理的补偿和就业人口的转移，本也无事。但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想不出现代人的办法的。于是，商人为了降低土地兼并的成本，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行政权力来压低土地价格。勾结的背后，是政府官员从中瓜分相当份额的巨大利益，所谓少数人吃多数人，再少也是多。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些年某些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谈好了土地价格，然后不惜动用公安甚至“黑社会”强行拆迁，旧城改造成为不断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推行“改稻为桑”的一派，高举推行国策的伟大旗帜，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大刀阔斧，义正辞严。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却激起了有良知的官员的反对与阻挠，由于不便与皇上钦定的国策作对，“改稻为桑”的反对派，一方面以百姓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另一方面又只能阳奉阴违。于是，这场博弈成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党争。
简单问题复杂化。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观念，且行事谨慎。原本是能把“改稻为桑”处理好的，但太子党却派谭伦督战，把局面搞乱了，使胡宗宪腹背受敌，左右为难，成了风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课。接下来，严世藩又想加强力量，但为了避嫌，派出的是一个不谙政治险恶，完全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高翰文，结果彻底把事情搅黄了。任何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就事论事，而是以人划线，必然会将问题复杂化。互相掣肘的结果是，不但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官场问题外部化。官场争斗一旦到了白炽化的阶段，出于对失败的恐惧，各方出手都趋向于斗狠，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为理性选择。为了嫁祸于人，郑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纵火劫狱，诬良通倭。但这也是一着险棋，把外敌都请出来当棋子了，难怪郑泌昌对何茂才说：“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车上去吧。”
一个问题在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何况一系列问题在互动的过程中，不知会繁殖出多少问题。于是，“改稻为桑”的结局如何就不难预见了。淳安、建德两县被淹，马宁远等四人问斩，胡宗宪被迫辞去浙江巡抚，郑泌昌、何茂才被处决，沈一石放火自焚，杨金水疯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次向自然要资源的经济活动，最终却变成了向官场要命的斗争。
“改稻为桑”如何被定为国策
在《大明王朝1566》中，为了弥补上一年的巨大财政赤字，严家父子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实现方方面面多赢的好办法，这个办法好就好在他手下有人。
浙直总署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起来的朝廷重臣，人品才干都是一等一的国家栋梁之才，并且深得皇上信任。浙江的布政吏郑泌昌，按察吏何茂才，也都是嫡系，由他们来组织扩大丝绸的生产和出口，换取外汇，增收几百万两白银来填补亏空，看来没有多大问题。而且，项目过手的环节多，肥水丰厚，不仅手下的人有积极性，把他们养肥了，自然也就有了孝敬老师的银子。
然而，严家父子也知道，关系如此重大的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推行起来难度比较大。首先，必须要得到皇上的首肯，并且使之成为一项国策，推行起来才有可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要搞定太监总管吕公公，以及他的干儿子——江南织造局兼浙江舶司的一把手杨金水，并且可以拿虎皮做大旗，排除反对党的干扰，达到预期的目的。创新总是很难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真是难为了严家父子，在周云逸死后的这个难过的春节期间，经过反复论证，精心谋划，总算是拿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救方略，并且在如何抛出这个方略的问题上，也都颇费心思，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谋划。这一出戏所表现出来的招术套路，都显见八十一岁的严嵩，是何等的老成谋国。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嘉靖明知严嵩一伙为恶多端、贪得无厌，却还是离不开他们。
借着张居正提出扩充海防、抗击倭寇所引出的话题，严嵩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循循善诱，给嘉靖留下了足够的想象和发挥空间，一步一步地把皇帝装进了套子。自以为聪明过人的嘉靖，这个春节自然是过得不开心，所谓“斋戒祈雪”，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好听一点的词，闭门思过罢了。十多天下来，他为自己去年的个人消费过多，心里正难受着呢：一是气这些做事人，巧借他的个人项目，不惜成本，中饱私囊；二是花就花了吧，却搞得满城风雨，居然让地球人都知道了，遭来周云逸等臭知识份子的辱骂。现在严嵩引进了这么一个本土化的项目，可以进一千万两的银子，他能不高兴吗？于是，拍着掌，满怀欣喜地恩准了推行“改稻为桑”的经济政策，并且定为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