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企业的盈利猛增，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
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其各自背景，但又都与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与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价格扭曲必然引起经济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上政策方面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资金分配不合理 就业遭轻视
我国的银行利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率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率并没有被广大企业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力很少，对就业帮助不大。
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1000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100万元。高速铁路、核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
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中，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年的平均GDP年增长率等于就业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就业年增长率仅为1%.
应该说，就业在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只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问题不只是利率低所导致，还有官员们的政绩观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财富分配不合理 政府与民争利
真实利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十几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存款的增量超过当年GDP的增量，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关注，它可能蕴涵着风险。过低的利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降低到GDP的41%，在中、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韩等11个国家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消费。
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减缓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大幅增加了，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
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扭曲。股民赚取属于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这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与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调整人民币汇率 政府错过了最佳时机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汇率定得过低，这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勉强维持人民币汇率，央行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
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利己的。政府没有果断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冲击（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到来），却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与知识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
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故意压低价格反而对国家、百姓都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