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经济学家挨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市场内部的扭曲，以及经济学家与民众同样扭曲的心态中国社会不能缺少市场派经济学家，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不挨骂。理由很简单，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专业素质受诟病的典型一族。
专业素质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止一个经济学者说过，自己的唯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与社会的道义要求有万里之遥，这个转型期的社会要求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还要求他们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经济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伦理专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没。口水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学家丧失了尊严与道义，而社会丧失了经济效率的理性探讨。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不要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对此，他倒也十分坦然，达到这种境界的经济学家不多。
从实践角度来看，茅于轼先生是个身体力行的无可挑剔的穷人的经济学家。1992年开始，他联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探索中国特色。2003年，他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以后又在北京尝试为民工办理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就是茅于轼理论的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个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茅于轼的“不识时务”让人头痛之极。
前两年，他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贯穿2007年与2008年初是“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而后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和“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还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这些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气继续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说，这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的执著，笔者认为这更是历史学家式的历史道义。
茅先生将市场化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反对限价房政策只是市场之树上无数果实中的一粒，反对经济适用房同样归因于此，主张高校学费上涨虽然体现出茅于轼先生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与上述稍有不同，牵涉到对于贫富区隔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公办教育的理解。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属于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建立，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之前，基本上实行的低收费政策。茅于轼先生认为是高校低收费，是穷纳税人补贴了富人，但这一理论根基的数据调研显然值得推敲。中国高校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据？所谓穷人的标准是什么？在屡屡爆出高校学费压垮学生家长新闻的今天，是否证明我国的高校平均收费已经是中产收入阶层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费，高校将这部分经费不用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购新楼、买房产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样大买股票，又该如何处置？
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作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经济学家挨骂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质疑厉以宁家族在股市上的作为让厉以宁的股市发言失去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轼的小额信贷试验有任志强等企业家捐赠的资金，但这并不是什么污点，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学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在市场与理论上的表现，确实有违起码的社会公德。
要害的问题在于，当市场派经济学家盯着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时，社会已经因为扭曲的市场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扭曲的价格而义愤填膺，有强烈的呼声，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比如打压房地产市场，以降低房价。普罗大众与市场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对立来自于此前市场的扭曲。事实上，如中国的房地产业一样，在教育与医疗等领域，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产生，这样的伪市场必须纠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仅不识时务，还以含糊不清的过激言论在市场理念上撒了一把盐。
最致命的质疑来自于专业角度，对其道德与专业上的双重质疑的后果，就是市场派经济学家既丧失了道德优势，也丧失了专业尊严。人们可以因为年龄而原谅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结构，但不会原谅那些海归的不务正业，或者是不贴近中国现实的夹生洋腔。也许有人会说，左派经济学家的专业素质更加糟糕。确实如此，但市场派经济学家以专业名世，夸耀于人前，而不像左派经济学家那样以煽情为主，所挂招牌不同，人们的要求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由于从道德、历史大势、专业等各方面受到质疑，一些经济学家的挨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些挨骂者也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他们所背负的骂名远超过他们的损害，而且，市场派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决不会被淹没。当社会冷静下来后，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矛盾解决之后，他们会得到理性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