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济学家挨骂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物价上升、外汇储备过高、房价暴涨、股市出现泡沫……
作为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一路成长的经济学家们，或出于主观责任，或出于客观必须，纷纷献计建言，为中国经济发展大开“药方”。
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为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
但正如经济学家赵晓所言，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关注了改革方向却忽视了过程的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似乎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其实，被骂的不仅是经济学家，言论所指还包括决策者以及先富起来的人。社会公众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现状以及公共政策的不满。
带有情绪的舆论也许让人烦躁，但骂声背后，是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现状和自身权益的关注。对此，我们认为，不怕人议论，就怕人不议论——哀莫大于心死，只要有声音，就有改进的可能。
2007年8月，本刊记者采访文章《茅于轼：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新财经》（2007年8月刊）杂志刊发后，一度将茅老推向了舆论中心，各种激烈的批评声一时铺天盖地。2008年1月5日，他在广州“岭南大讲坛”演讲时，表示赞成“提高高校学费”和“电费涨价”，又掀起新一轮轩然大波。
茅于轼敢于“放炮”，这在经济学界是出了名的。他是一个直性子，只要有机会，他会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的“过激”言论吸引了大量眼球，也招来无数“砖头”。对此，茅老并不在乎，“只听好话的人到最后什么都得不着”，“如果骂得对，我也会高兴地接受”。
一轮又一轮的言论大战让茅老的曝光度激增。事实上，这位46岁才开始研习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初次聚焦经济学界眼球时，已年过半百。1985年，他撰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出版，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茅于轼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面的匮乏，在治学之余，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相继出版，一发而不可收拾。著作以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讲述深奥的经济学知识，影响了不少青年学者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1999年茅于轼先生70岁生日的时候，有同道写文章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在更多弟子心中，茅于轼的温和与鲁迅的尖锐是格格不入的。但在他的言论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一个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老经济学家对国家的那份拳拳之心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以及敢于直言的耿直态度，这与鲁迅确有几分相似。
茅于轼说：“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两面性。经济学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增加物质享受，但是物质享受又是人们痛苦的根源。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资源是稀缺的，或者说相对于人们的物质欲望而言，物质总显不足，人们的欲望永远也满足不了。所以，经济学把追求物质欲望的人置于永远的痛苦之中。我们环顾周围的人群，致力于物质享受的人，认为只有物质才能带来快乐的人，其实并不感到快乐，倒是淡泊名利的人能够脱离烦恼，自得其乐。”
因而，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你们也许会想，为什么不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建设祖国或保卫和平？其实，建设祖国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别人享受人生。”他说，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他自己在享受的同时，是给别人带来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