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再次电话连线常凯的时候，他刚刚出差回来。此时，已是深夜。
从约见常凯到采访完成，耗时六天。这些天，他一直在外面飞来飞去，进行各种咨询和调研。电话里，记者可以感觉到他的疲惫。
《新财经》：《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人说，这部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倒退，您怎么看？
常凯：这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说法。有些人说话就是在讲故事。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讲，应该用很严格的数据说话，如果涉及法律，那就一定要涉及到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能凭感觉说话。谈到这个问题，首先，要比较一下现在的法律与过去的法律的区别；其次，了解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劳动合同法》而言，张五常讲了那么多，哪个条文他也没认真分析过。
《新财经》：提到用数据说话，这部法主要依据了哪些数据？
常凯：2005年，全国人大有个调研数据，非公有制企业的合同签订率不到20%，国有企业好一些。《劳动合同法》恰恰就是为了解决非公有制企业的这个问题。即使有20%的签订率，加上拥有事实劳动关系的部分，一年期劳动合同非常普遍，占60%.合同很不规范。合同上的工资数额一般都写的是最低工资，很多合同也不落实。实际上，无合同、合同短期化、合同不规范、合同不落实都是基本情况。这种情况使得整个劳动合同制度形同虚设。《劳动合同法》就是要解决劳动合同制度的推行。而且，劳动合同制度不是近期才制定的，1996年中期已经全面推行。但是，十年推行的结果就是徒有形式。
《新财经》：劳动合同制度为什么推行不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常凯：从法律方面来看，对于劳动合同实施的法律责任不清晰，合同不签就不签了，工资不给就不给了，成了中国一大特色。主要原因是政府指导思想的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牺牲劳动力，可以暂且不谈劳动力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冲突严重等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这种状况会加剧劳资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其实，《劳动合同法》比起原来的《劳动法》并没有作更严格的实体性规定，只是程序性的，对原来规定的执行更具体化了。比如，不给员工签合同要支付两倍工资，随意解雇工人除了补偿还要赔偿等规定，在过去都没有，主要是在这方面的推动。这怎么能说是倒退呢？恰恰是对过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纠正。
这个做法与中央政府及十七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是老百姓都期盼的东西。因为中国两极分化严重，很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现在这个法律也不是说要分享这个东西，主要是以前的规定要执行。
以前，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在劳动关系调整问题上是法外运行的。有法律，但是没有按照法律运行。现在，《劳动合同法》就是要终止这种法外运行的状态，让劳动关系法制化。它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立劳动合同制度。
《新财经》：对于员工来讲，这些制度的建立的确加大了《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但是，很多专家说农民工并不支持？
常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和工人聊过这个问题。我天天在企业里跑，对这些非常了解。《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只是拿农民工说事儿。农民工不愿意签合同？那是有人骗他们，说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有一次，我在一个总裁学习班讲课，几个老总对我说，“农民工不愿意签合同，我们没有办法。”我说，我来办这个事情。如果我讲完他们不签，我负责。
《新财经》：我相信您讲完农民工一定会签合同。但是，他们似乎还顾及一个“工作年限十五年”和“跨区域”的问题，如何解决？
常凯：这根本不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是我们的社保制度不健全，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劳动合同法》。把很多社会问题都归结到这部法律，是特别不严肃的，这是两个概念。《劳动合同法》恰恰是推动了中国前进，纠正了以前的不健康行为，让劳动关系法制化，让劳资共同发展，达到双赢。
《新财经》：双赢当然好，可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企业却说“我们的用人成本增加了”。
常凯：说对了。按照《劳动合同法》，企业直接的成本增加非常有限，就一条，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要给予补偿。这是以前法律就规定的。除此之外，企业觉得成本大了、压力大了，是因为他们以前欠账太多，以前就没有按照规定实施。现在新账老账一起算，当然有压力了。
《新财经》：除了增加了企业成本，很多民营企业都感觉“跟国企等大企业相比，我没有享受到国家的各种待遇，却要担负国家的各种责任，我也是弱者。”您怎么看？
常凯：这里有个基本的逻辑搞错了。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跟大企业、国企、垄断企业相比是弱者，跟政府比也是弱者。但是，《劳动合同法》说的是中小企业和工人的关系。企业再小，雇10个工人，也是企业。这都是不同的关系。不能把企业之间的关系，政企之间的关系挪到劳动关系上。都是混淆概念，这是常识性的错误。
《新财经》：既然很多说法都是在混淆概念，那我想知道，《劳动合同法》实施到现在四个月了，为什么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常凯：不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
注：常凯
《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1986年，常凯教授开始从事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的教学与研究，是我国劳动关系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