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中国股市崩盘与政府不救市，谢国忠遭到了网民的猛烈攻击，指责他是“为了自己的基金抄底中国股市而说话的汉奸”。
谢国忠是汉奸吗？不是。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些固执，还有些许理想的人。
热衷预言，众所周知的“乌鸦嘴”
因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准确预言一炮而红的谢国忠，一直热衷于预言，尤其是针对美国与中国本土的经济预言。无论是美国的宏观经济还是中国的楼市与股市，他基本没有看多过，也因此成为众所周知的“乌鸦嘴”。
事实上，他的预言成绩并不理想。自2004、2005年他预言中国楼市必然崩盘以来，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中间虽有震荡，却是大牛市，直到2006、2007年发了“牛疯”。谢国忠的预言到2007年才算正确，那年在《财经》杂志的年会上，他宣称“中国房价明年将进入调整期，2008年或2009年将进入谷底”。而此时政策的信号已经比较明确。
在股市同样如此。差不多2006年底，他就开始高喊股市“狼来了”，那时股市还在半山腰，离次贷这只狼真正影响中国股市还有一年多时间。他一直宣称中国股市未来将经历调整，如今调整来了，预言也就成功了。其实，这只是经历长期时间考验之后的巫术式预言，因为下跌之狼总有一天会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那么，狼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谢国忠也曾经自我调侃：“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一旦你预测了，就一定要坚持，肯定会等到你的预测实现的那一天。”的确如此。
尴尬谢国忠
谢国忠是尴尬的人，因为人们总是怀疑他的理论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制造烟幕弹。在大摩（摩根士丹利）担任亚太区经济学家大力唱衰中国楼市时，大摩却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收购房地产，并因此被有关部委点名。大摩出面澄清：谢国忠的观点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大摩。而且，在投行内部，研究部门与投资部门隔着高高的“中国墙”，两者不会互相影响。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堵“中国墙”真的很高，反而认为谢国忠在恪尽职守地为大摩的利益服务，毕竟这与谢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直到谢国忠离开大摩，人们的质疑声才逐渐减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平息。
股改后，谢国忠对内地股市几乎一路唱衰，人们的质疑之声又响了起来。很多人相信，谢国忠是在为离开大摩之后成立的基金服务，他对中国股市走低如此感兴趣，是为了抄中国上市公司的底，得到漂亮的投资业绩。
谢国忠为何总是如此尴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表达欲，总是想表述自己的独立见解，以展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独立品格。这样的研究者，投行中不乏其人。大摩就有，那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总是一路悲歌。但真正在行动上做空美国经济，并因此从这场次贷危机中获利的是高盛，而不是大摩。从谢国忠离开大摩的导火索——那封引起争议的信来看，谢国忠确实有些独立精神，他明知道新加坡作为东亚重要的金融中心对大摩的重要性，却出言不逊，讥嘲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指出中国和印度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当然，这封信是私下交流的，却被公司内的“政敌”曝了光。
说谢国忠只是个性独立，没有丝毫利益因素，未必符合事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投行中人随身份转换而变更话语方式的例子。他们可以为利益所需，将中国神华H股的股价高看到100港元，也可以在烟雾之下卖出自己的分析师推荐的股票。当他们在外资投行时，往往抱怨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不够开放，闭关自守，认为唯有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才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正途。而一旦离开外资金融机构，转而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时，他们又强烈呼吁政府建立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呼吁对内资开放比对外资开放更重要。他们也批评美国，如谢国忠批判美国才是货币操纵者，但无关痛痒。这就是金融领域中海归派的半吊子情怀，很难有彻底的、明朗的见解，总是被内部独立见解与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异撕成两半。
偏颇论断的背后
谢国忠绝非胸无点墨之辈，他对于美国信用杠杆过度使用的危机，对于2007年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确实体现真知灼见。但在阐述具体问题时，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偏颇，出现逻辑不一的情况，这样不一致的背后是他不一致的价值取向。
比如，谢国忠对房地产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向未来借的需求，存在相当的夸大成分，明显存在房地产投机过度迹象。他的主要论据来自于房价收入比，“在一个社会稳定的国家中，房价收入比应该大约为8；然而，目前中国这一比率已达到15~20.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现在的价格仍然显得很贵”。这个说法没有错，虽然他应该拿出数据证明境外投资资金对市场的影响，而不是以他在东京与香港的感性认知作论据。
但此后，谢国忠的论述是富于道德与正义感的，“中国不平等的程度在上升”，房价是罪魁之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键不同在于，其土地理论上属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管理。虽然土地名义上归人民所有，房屋建造的成本也很低廉，但人们却承担不起住房价格——这种局面是难以让人们接受的。中国政府有让房价变得合理的义务”。所以，他推荐政府拥有土地的新加坡模式作为中国的样板。总而言之，谢国忠呼吁政府干预，剿灭楼市泡沫。
他对股市的论述则更显得冷酷许多，他认为上海A股超过2500点时，中国股市就进入了泡沫状态，它是由人的心理驱动的。因此，他主张政府不必救市，那样才是市场化，奥运之后让股市与楼市一起完蛋。如果他能预言成真，就不是中小股东朝他扔臭鸡蛋，而是经济崩溃之后政府找他“算账”了。
“假如我是美联储主席，”谢国忠胸有成竹地表示，“如何面对次贷危机，最大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如何调整，而是金融机构资本金不足，风险能力不足，贷款不足，美国监管机构应该好好查查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净资本真实数目还剩多少。”美联储降息是无效的举动，解决次贷危机的措施不应该是降息，而是让金融机构通过增发、出售股份来补足资本金。可惜，美联储没有听他的，发了疯地降息救市。
谢的这套市场股市理论获得了某些人的认可，他从来没有像考虑楼市一样考虑过，在股市融资与再融资等方面，存在着绝对的不公平现象，这反映出价值观与技术方面的不一致。这是利益与预言家的偏颇在同时作怪。
注：谢国忠——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世行的五年时间，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1995年，加入新加坡的Macquarie Bank，担任企业财务部联席董事。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任亚太区经济学家。2006年10月，因“邮件门”事件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