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可能掉头向下，物价继续上行，从而出现比1998年通货紧缩更困难的“滞胀”局面。
2008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而在笔者看来，目前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可能掉头向下，物价继续上行，从而出现比1998年通货紧缩更困难的“滞胀”局面。从一季度物价上行至8％，而GDP增长却较上年降低1.1个百分点的运行轨迹看，这种危险正越来越迫近，值得警惕。
2007、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所呈现的不确定性、诡异性及风险性，与1997、1998年惊人地相似。
第一个相似性，是两者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趋势则是不断恶化，并且其恶化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1997年，从东南亚危机演变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其演变的后果事先并不能完全看清，而此后的恶化情形则超过了预料。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恶化的影响也不能完全看清楚。刚开始人们还对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抱以希望，然而几个月下来，美国经济已经迅速恶化，现已确认衰退迹象（一、二季度将出现负增长，全年增长估计不到1％）。美国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恶化的趋势，可以说远较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决策时对形势的估计为重。
美国经济的下滑正对国内经济产生恶劣影响。2008年以来的外贸出口已经急剧下滑，以人民币计，相比2007年12月，其增幅整整回落了5个百分点。受出口下滑的影响，一直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工业增长也开始回落，1~2月工业增加值的增幅相比去年12月，已经回落了2个百分点。
第二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变化，因而经济运行事实上是陷于十字路口。1997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政策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这一年的年末实际上已进入了掉头向下的临界点。1997年，投资和消费的心理也进入了临界点，人们的信心和预期逐渐发生改变，随时可能掉头向下，这是另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事后证明，这是对经济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007年以来，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也已进行四年，政策效果也进入了临界点。由于政策的不断加码，企业运营成本的不断上升，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也进入了临界点，多家外资企业纷纷撤出珠三角等以前的投资天堂。股市实际上出现了崩盘，其对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影响会逐渐反映出来。住房方面，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由2005 年的5.31%提高到7.83%，提高幅度达47.45%，不少人开始提前还贷，说明市场已对贷款利率感到不能接受，利率水平也已达到临界点。如果继续加息，则观望与调整中的房地产市场随时有可能发生逆转。
事实上，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亦正处于临界点。观望已经由2007年“信贷真空”的暂时观望转入由“信心真空”所引起的中期观望，由观望而出现调整的形势呼之欲出（香港房市的拐点真正出现在1997年，但从1954年到1997年间香港房市出现过5次调整）。由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30%，楼市一旦出现调整，对中国经济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由于股市与楼市都有“财富效应”，其负面影响足以让中国经济出现逆转，而信心与预期将再度成为经济逆转的信号。
第三个相似性，就是表面上仍然严峻的物价压力，会成为社会及政策关注的焦点，容易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出现迷惑，难以灵活调整。1997年，CPI高达6％，使得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物价，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政府仍作出了继续从紧的决定。从紧政策信号释放的结果，犹如最后一根稻草压垮骆驼一般，令全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逆转，最终一轮良好的增长势头失去，经济陷入到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之中。
2007年，消费物价指数增长高达4.8％，并在2008年2月持续攀升至8.7％的高位。物价的高企以及屡创新高有很多原因。例如，农产品价格的生产周期及国际市场的传导；上年物价上升的滞后影响在2008年上半年的释放等，但人们不会顾及这些。“贪婪的人性”只会驱使人们期望物价尽快回落，为此会不惜一切。这样一种心理很容易误导政府继续实施并强化诸如“从紧的货币政策”。
1997年，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拨转马头，199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也许不会陷入通货紧缩的痛苦。然而，十个月的机会之窗弹指而过，政策的调整迟滞到1998年下半年才出现。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机会之窗，但如果再持续一个月，从紧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重蹈1998年的覆辙，让经济失去这一轮高速增长的势头。
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物价，因为那是中国老百姓财富的出口，出口越来越高，老百姓会不堪承受。但相比于物价，老百姓财富的进口更重要，所谓“有赚不怕花”嘛！如果物价高一些，但收入的增长更高，老百姓还是能够承受的。最怕的是，房价跌，股价跌，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都下跌了，而就业率的下降，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开始放缓，物价却并未降低多少，这个时候，问题会更加严峻。
最严重的一种情形是，政府用减少5元钱收入的办法来换取1元钱支出的降低，那样做是只顾一头、得不偿失的宏观调控。当前，如果以物价为调控重点，令股市、楼市及经济增长全面下降，就会造成类似的悲剧性后果。
显然，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假如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则仍有极大的机会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的进程，这可以说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但是，如果把握不好，未来的经济也有可能失去高速增长的势头，掉头向下。
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重蹈“1998年覆辙”，那就是政策的应对缺乏灵活性，反应滞后，僵化的政策最终断送了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行情，让经济陷入泥潭。从这个角度讲，温总理提出“隐藏的风险”的说法，提出要关注外部经济变化，提出宏观调控政策要有灵活性，实在是恰到时候，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