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上市就像是过河，对于很多企业主来说，他可能并不想上市，仅仅是缺发展壮大所需的一些资金，但还是有人踊跃前来要拉他过河。这些人就是各大投资银行旗下的私募股权基金有一则相声令人莞尔。里面的一个笑料是，学雷锋做好事，搀扶老年人过河，结果一老太太在河边散步并不打算过去，但还是被人不容分说地搀过去了。
公司上市就像是过河，对于很多企业主来说，他可能并不想上市，仅仅是缺发展壮大所需的一些资金，但还是有人踊跃前来要拉他过河。这些人就是各大投资银行旗下的私募股权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在国际上的流行语是Private Equity（PE），它们不是雷锋，把钱借给企业主白玩，相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们诞生之初，就在华尔街拥有了“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名号。
财富诱惑企业主试水
过河和摆渡需要费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对岸“人傻钱多”，如果顺利上岸，财富砸在脑袋上让人发蒙，一同过河的企业主和PE都皆大欢喜。
问题是很多时候风大浪急，难免掉到河里去，不但没有在对岸弄到钱，过河费用也还搭进去了，这个时候PE就会褪去温柔的面纱，露出凶恶的爪牙，甚至会扒光企业主的“衣服”去换钱，企业主名下的产业，在赶到河边以前，已经抵押给PE了。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企业主即使被扒得干干净净，也只能认了。
PE在主动向企业主表示要帮助他过河的同时，也往往要求跟他签订“卖身契”。如果顺利到达对岸，卖出了好价钱，“卖身契”自然作废；如果中途搁浅，就闲话少说，按照上面的条款执行。
企业主和PE签的“卖身契”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自愿，如果上市成功，名下资产的数量级当即在后面添个零。即使有风险，出于财富诱惑，企业主也多勇于一试。
恒大偷鸡反成“负翁”
如果没有上市成功，企业主的下场就不那么美妙了。最近的倒霉蛋是恒大地产的实际拥有者许家印，他差点成了中国首富。
很多时候，上天和入地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能顺利渡河，许家印名下的资产将高达1000亿元，超过碧桂园掌门人杨国强的女儿，成为大陆第一。但天不遂人愿，香港上市搁浅后，许家印却成了名副其实的“负翁”，而且“负翁”指数绝对是国内排名靠前的。
德意志银行、美林、淡马锡控股、瑞士信贷旗下的数只房地产基金在恒大身上投入了10亿美元，恒大然后又向银行贷款超过110亿元，并买了块地，签了“卖身契”，一切准备停当开始渡河。
时机不凑巧，美国次贷危机风声鹤唳，内地房地产行业销售疲软，恒大地产在香港无人问津。上市没成，恒大债主盈门。几家PE也没落到什么好，虽然手里有恒大的“卖身契”，但恒大只是银行的“打工仔”，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全是负资产，若没人施以援手，恒大眼下就可能轰然倒地。
恒大毕竟是非常规事件，PE被企业主套牢的情况并不多见，不然，它们就不是“门口的野蛮人”了，而是温圆玉润的送财童子。在多数情况下，PE都能全身而退。
永乐失身财富剧增
几年前，永乐电器香港上市，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几只PE先期进入。在事先签订的“卖身契”中，就有利润承诺条款。如果永乐做不到对应的利润额（意味着永乐在香港市场上的股价将降低），就要向PE额外转让股份。
永乐掌门人陈晓是个聪明人，危急之际，想到了“在大饼里面切一块也比小饼大”的道理，把股权出售给国美电器。当时，黄光裕担纲的国美和张近东领衔的苏宁争战正酣，永乐是决定天平导向的一个砝码，黄光裕也乐意为永乐支付高价。
最终也算多方圆满，陈晓虽然失去了自己的企业，但账上的财富却多了几个亿。大摩要的是钱，虽然这钱不是来自于香港投资者，但黄光裕的钱价值等同，算是有惊无险。
内地企业主和PE发生纠葛，多因为赴港上市。在香港的自由市场，PE有很大的话语权。如果要过河的话，它们资金雄厚，付摆渡费自然不在话下。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与PE联系紧密的投资银行在河对岸有畅通的销售网络，如果没有它们作为援手，企业是很难在香港上市成功的。
A股市场PE暂难施展
在A股上市，PE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A股上市成功的取决因素是证监会审核通过，与PE和投资银行推销联系不大。但这不代表A股市场上没有活跃的PE. 2007年以来，在深圳中小企业板挂牌的公司当中，很多都有PE参与。事实上，由于内地并没有类似私募基金法这样的法律规范，A股市场上的PE只是欧美成熟市场PE的雏形。它们更多是购买原始股，占数量有限的股份，在牛市里，也获益惊人。
何清华的山河智能是2007年度大牛股，在上市前以公司名义购买的股份增值了数十亿。更大的财富盛宴来自于金风科技，挂牌首日股价直冲160元，上市前出让给私人的股份增值高达2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