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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晋商兴衰古今鉴

2008-6-4 16:34 《新财经》·梁小民 【 】【打印】【我要纠错

  徽商的衰亡与晋商的辉煌,都来自于垄断。但徽商的垄断是在政府庇护下形成的,晋商的垄断则是通过竞争中国的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早的两家当铺都是寺庙,一家是南齐的招提寺,另一家是南梁的长沙寺。明清时期,典当业的执牛耳者,南方是徽商(以休宁人为主),北方是晋商。到了清代中期,徽商包括典当业已经走向衰落。晋商由典当业转入票号业,迎来了新的辉煌。

  垄断让徽商走向衰亡

  徽州人从事商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宋,甚至东晋,徽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代中期形成的。徽州人的商业活动主要以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为主,徽商的核心产业是盐业。

  明代继承了西汉以来的盐铁专卖,由国家对盐业实行垄断性经营。明初政府为了保证北部驻军的军需供给,实行了开中制,即允许私人用粮草换取盐引(又称盐钞,是一种取盐凭证,可以作为代币流通),从事盐业贸易。开中制促成了晋商的形成。明代中期,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抬高了盐值,这就将开中制变为折色制(直接用银子换盐引)。在折色制下,商人不必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当时,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边商”是仍在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的商人,“内商”是在内地纳银换取盐引的商人。这时,“边商”失去了靠近北部边疆的地理位置优势,无法控制盐引。“内商”控制着两淮的盐业,资金雄厚,迅速发展起来。“内商”向临近两淮盐场的扬州集中,以徽州人为主,这就形成了徽商。

  本来在开中制和折色制下,任何人都可以用粮或银换盐引。但在盐业垄断之下,盐业的利润太高了,一斤盐居然卖到三钱银子(相当于一石米)。这就激发了政府和官员滥发盐引,造成盐的产量小于发出的盐引,明代中后期已发出而未支盐的盐引达到20万引。为了疏清旧引,政府把持有盐引的盐商分为十纲,每年对一纲支旧盐引,其他九纲以新盐引支盐。政府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旧引数量。名字不在纲册上者,无权经营盐业,这就是纲监制。纲监制实际上是政府授权的私人垄断,进入盐纲者都有政府官员背景。盐业由政府垄断变为官商勾结的私人垄断,因此,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进入清代之后,盐业仍然沿用纲监制。盐商要能入纲并保持地位,就必须依靠官方背景。官商一家,如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在康雍乾三朝为军机大臣、大学士,其家族也从事盐业。也有的是官商勾结,如大盐商江春、鲍志道都有官员、甚至皇帝的支持。这时的徽商需要的不是商业上的创新,而是维持与官员非同寻常的关系。清代文人李斗写的《扬州画肪录》,记载了徽商在扬州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评论徽商的生活方式时说,他们如此奢华,不仅是本身的爱好,更为重要的是交结官员,实现官商勾结。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都由徽商接待,排场之大,耗费之多,无与伦比。无非是让乾隆关照他们,给予更多的特权。

  徽商靠盐业垄断获得暴利而富极一时,保持这种暴利的唯一方式是靠政府维持垄断地位。这样,徽商就把心思用在交结官府上,而不是商业本身的创新上。所以,清代中期,当纲盐制变为票盐制,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盐业时,徽商的垄断地位即不复存在,徽商也因此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亡之路。徽商们经营的典当业在盐业垄断时代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在盐业垄断消失之后,也没有出现像晋商票号那样的辉煌。徽商靠垄断获利,丧失了业务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创新让晋商走向辉煌

  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前,也以盐业为主,也靠与官商结合而做大,如张家与王家都是官商合一的大家族。但进入清代之后,乔家、曹家、常家、渠家、侯家等显赫一时的晋商,却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却成就了一番事业,靠的是自我奋斗。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只有靠不断创新。有了创新的动力,就会有创新的方式。晋商的经营模式,既有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制度创新,又有技术创新。

  从商需要资金。晋商和其他商人一样,是从小本经营起步的。但要把商业做大,必须解决筹资问题。晋商曾采用过贷金制、合伙制和伙计制等。最后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期),终于找到了股份制这样一种至今仍有生命力的筹资方式。晋商的股份制已具有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股权相对集中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晋商的企业可以做到拥有员工3万余人,分号600多家,靠的就是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之路,并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完全是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出来的。这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企业做大了,就必须要有一套规范化的管理机制,晋商深知这个道理。管理规范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人,二是制度。在用人方面,晋商打破了家族企业亲情化管理的传统模式,坚持“用乡不用亲”,坚持东家的“三爷”(儿子称为“少爷”,女婿称为“姑爷”、小舅子称为“舅爷”)不能进自己家的商号或票号。晋商建立了一套至今看来相当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用于激励员工的身股制,即员工享有身股,并按身股参与分红;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称为“龙门账”的现代复式记账财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保证了晋商几百年的成功。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并不具备贸易优势。但晋商却做成了天下第一商帮。靠的是创新。山西本不靠海,但清初的船帮做的却是对日贸易。山西商人把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运往日本,换回铜,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山西不出产茶,但它紧靠茶叶需求大户俄罗斯和蒙古。晋商就利用这个广大市场,从湖北、湖南、福建等产茶区采购并加工成砖茶,运销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成就了晋商中的驼帮。

  更为重要的,是票号业的创建。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同世纪初期,国内动荡,晋商抓住时机,创建了异地汇兑的票号,在“货通天下”的基础上实现了 “汇通天下”。票号是一项全新的业务,晋商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适应这个行业的制度,使之有效运行百年之久。在这百年中,票号经手的银子有十几亿两,但没有出现过一次高管卷款逃逸、贪污、诈骗等违法事件。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徽商与晋商几乎是业起同步,徽商在清代中期失去盐业垄断地位之后迅速走向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盐业失利后,不断创新,一步步走向辉煌。究其原因,则在于徽商的垄断地位使他们丧失了创新能力,而晋商却在不断创新中生存与发展,创新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逼出来的。徽商的垄断来于自政府,“因势而盛,失势而衰”。晋商在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和票号业中也形成了垄断,但这种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命力也就更持久。

  中国有句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徽商有政府保护,没有置于“死地”,创新能力就自动消失了。晋商经常处于“死地”,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如果把徽商比之为有政府保护的国企,把晋商比之为没有政府做后台的民企,这篇文章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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