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格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横向截取了人物生命中的那些“关键时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时刻。“5.12汶川大地震”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生死”，而在这场考验中，企业界，特别是本土企业界的卓越表现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中国公众长久以来对“商人”这个中性词里的隐性负面含义。
根据民政部公开统计数据，截至6月3日12时，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23.64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0.74亿元，而新浪财经频道统计数据显示，来自企业界的捐款已达69.81亿元。
在新浪“企业公民在行动”的专题网页上可以看到实时更新的企业捐助信息，中国石油3.2亿元、中国移动2.862亿元、中国银行1.2亿元、日照钢铁1.5亿元、加多宝集团1亿元、万达集团7500万元、阿里巴巴集团4744.7万元、三星3450万元、泸州老窖3000万元、步步高2500万元、百丽国际2000万元、鄂尔多斯1000万元、燕京啤酒818.8万元…… 无论是国企、民企或是“后来居上”的外企，不断更新的数字和企业名单正如群星般闪耀在灾区的阴霾之上。
此次赈灾中企业界的表现颇受到来自官方、媒体和民间的一致褒奖。特别是其中那些饱受“调控”之苦而艰难跋涉的民族企业，他们身体力行地担当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除了“中国人的良心”、“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外，更理性地传达出他们在管理上的日趋成熟。
曾在雪灾第一时间捐出500万元的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在5月12日的当天下午即迅速成立了由卢志强董事长为组长的抗震救灾援助领导小组，立即决定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火速向四川省人民政府捐款人民币1000万元，用于当地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与此同时，中国泛海员工也自发掀起了向灾区捐款的热潮。
5月14日，曾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建设史上奇迹的“日钢速度”的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人民币，成为大陆第一家亿元级捐款单位。
受困于原材料、销售利润普遍下滑和贷款压力增大的大多数民族汽车企业表现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奇瑞捐赠1600万元以及30辆车用于救灾，比亚迪汽车和吉利汽车在第一时间分别捐赠款1000万元、长安汽车捐款350万元、力帆汽车200万元、长丰汽车100万元、长城汽车捐赠20辆救援车、华晨捐赠20辆金杯救护车、江淮汽车捐赠了价值200万元的车辆，等等。很多企业的捐款数字都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还在不断追加。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浙江吉利集团共捐款物2250万元，比亚迪捐款额也增至1586万元。
除捐款之外，数不清的企业更针对需要捐出了灾区急需的其他物资。5月13日，创维集团针对地震造成的停电等情况，决定紧急捐助1万余只手摇充电手电筒。同一天，联想在宣布向地震灾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的同时，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和俄罗斯区总裁陈绍鹏与600余名员工自发为灾区同胞献血，一位联想的员工告诉记者，“大家报名太踊跃了，献血需要排号。”
旺旺集团200吨物资空投灾区；惠氏公司捐赠价值200万元的奶粉和善存片；河北以岭医药集团也在第一时间捐赠200万元灾区急需的抗生素和防治感冒的药品……不胜枚举。
企业的边界与企业家的慈善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华人慈善魁首邵逸夫一直践行着这句话，此次赈灾中邵逸夫夫妇捐款1亿港元。本土企业家在此次赈灾中的表现与海外知名华人企业家的差距正在拉近。国美集团董事长黄光裕个人捐款5000万元；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个人捐款5000万元；巨人网络CEO史玉柱个人捐款1000万元……
唐山地震孤儿、荣程钢铁掌门人张祥青一举捐款1亿元，名传大江南北。荣程钢铁最初捐赠1000万元，随后张祥青决定追加捐赠2000万元，最终，在央视节目现场，“看到那么多企业积极捐赠，临时决定再追加7000万元。”
5月1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08胡润慈善榜”——《“5.12”抗震救灾民营企业捐赠报告》。报告中显示，800位《2007胡润百富榜》上榜企业家，已经有112人向灾区捐款，总捐款数额目前高达8.74亿元。百富榜前百位企业家，已有45人向灾区捐款，总捐款数额目前是6.37亿元。百富榜前10位企业家，已有八人向灾区捐款，总捐款数额目前是1.6亿元。
“这仅是地震后第一个星期的捐款数额，我相信中国企业家们还会有更多的慈善捐助。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企业家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慈善行为，反应之迅捷令人惊叹。”胡润赞叹地表示。
相对于本土企业的反应迅捷，在此次震灾初期，外资在华机构“后知后觉”的表现一直饱受公众和媒体的诟病，“与他们从中国获取的巨大利润相比，他们在赈灾中的付出实在是微不足道。”网络上发出类似感慨的人不在少数。
随着外企捐款数量的追加，以及万科 “捐款门”事件的爆出，舆论已经从当初的口诛笔伐，转向理性思考。
“企业做慈善和企业家做慈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公益伙伴（NPP）执行长陈宇庭指出。企业家可以随时决定他的财富如何支配，而受股东之托对企业进行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都要得到股东的认可，慈善也不例外。
“这在跨国上市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中国区的CEO希望在第一时间捐款也必须征得股东大会的同意，职业经理人是没有权力自行做出捐款决定的。而这一决策流程需要时间。”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跨国公司高管如是解释道。
事实上，对全球性企业而言，慈善捐赠也一样要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捐款额多少也是中国区无法决定的，必须获得全球总部并经董事会多数成员的同意才能实施，因为“钱是股东的”。 而“通常他们也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状况令他们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几乎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捐出巨款。除了与总部沟通外，一些跨国公司中国区的高管表示，“捐出的第一笔只能根据当时的灾情确定，后续的才能就严重程度继续申请。”
沃尔玛、家乐福、诺基亚、壳牌、惠普等公司在第一时间段（5月13日前后）捐赠额一般在100万元~300万元之间，两三天后，才陆续有更大的追加捐款宣布。而像央视慈善晚会上出现的，荣程钢铁捐赠牌匾上写着3000万元，到了晚会现场，董事长张祥青当场宣布追加7000万元的举动，对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高管而言简直无法想像。
相比于外企由于“法人治理规范”而带来的“决策滞后”，本土一些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在处理危机问题上则充分体现了“决策高效”的优势。但同时，随着企业治理，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更加规范，“程序和效率”这个本土企业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在慈善上的体现却足可以引发另一场“地震”。
“所有财产属于股东，因此公司公益捐款必须在股东大会授权下进行”——万科一贯坚持的公司治理理念在这次捐款中的“运用”使得王石和万科都遭受了一次前所有未有“信任危机”。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开发商老总则表示，一般来说上市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捐款是要通过董事会同意的，而在房企2008年面对信贷紧缩而普遍缺钱的情况下，为了对股民负责，董事会未必会同意捐出巨款。
在国外，企业和企业家的慈善行为通常也是严格分开的。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基金会近百年来已经成为美国慈善的代表，而实际上，“他们的慈善行为基本上是与其名下的标准石油等企业脱钩的。”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负责人郭宪伟表示。
比尔。盖茨是最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亦是最慷慨的慈善家。但在涉及微软的慈善事件中，公众更多会看到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身影，这主要源于企业和企业家之间定位和边界的不同。对此，陈宇廷的观点是“应该多发动企业家做慈善”。或许也是基于“效率”的考虑。
尽管外企在此次赈灾中即便是在追加了捐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谅解，但跨国公司在捐款理念、内在驱动力、捐赠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确有些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例如，微软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模式化的处理程序：首先确认所有员工和他们家属的人身安全；之后是为客户挽回损失并援助灾民。此外，专门有一个“matching program” 的政策鼓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参与慈善。“Matching program一般是指员工捐多少钱，公司会按照1：1的比例相应地再捐出多少钱。因此，员工的捐款积极性很高。这在外企很普遍。”微软一员工向记者表示。
渣打银行此次捐出的1000万元人民币中就包括渣打中国员工的捐款以及渣打中国承诺配对等同员工捐款金额的款项。
慈善管理 专业升级
与以往本土企业的捐赠突发性、短期性强的特点不同的是，此次赈灾中很多企业开始关注慈善的连续性。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本土企业“企业公民”意识在管理上的升级。
中国人寿已宣布将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
此外，灾难突然来临，除了钱、物之外，“专业支持”也同样刻不容缓。此次全社会紧急广泛征集具备资格的心理辅导师的现象即是一例。在这方面，企业界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2007年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因巨额慈善捐献被评为“中国首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两小时，他第一时间将公司原本打算北上的60台重型工程设备运送至四川灾区。在地震发生后36个小时至47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陈光标组织的抢险突击队分批抵达四川，成为首先抵达地震灾区的民间机械化救灾队伍。“我们有专业拆迁队，一定能帮上忙。”德阳、绵阳、北川……一路上，陈光标和他的救援队边走边开路，几乎是第一时间开进重灾区的大型机械化队伍。
作为世界第三大工程机械制造商的美国特雷克斯公司在地震后也迅速做出反应。全球员工纷纷捐款，短短的两天时间已经将第一期200万元捐款汇到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与此同时，在向四川省相关部门了解到现在急需大型工程机械后，特雷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旗下企业调集了105台汽车起重机（总价值6000万元人民币）和1台挖掘机（50万元人民币），几十名经验丰富的机械操作、维修服务保障人员组成了一支专业的机械化施工队支援抗震救灾。5月28日第二批主要由设备保障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投入到更加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中。
善款能否到达捐助者手中成了不仅是捐助企业、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灾后，一些公益组织由于在财务方面的不透明已经引发了公众的集体愤怒。能够为这些机构提供专业帮助也是保障“善款善用”的重要举措。
救灾物资来得太多、太集中、太快也令中国各省区的红十字会经历着空前的挑战，“每天接受捐款的速度总是远远地超过我们处理数据的速度，浏览数据的数量已经到了正常人的极限。”红基会的一名财务人员对记者焦急地表示。“四大”之一的德勤（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获悉此消息后，在短短一天内就组织了100多名志愿者派驻到各地的红十字会参与赈灾筹款的热线咨询、接受捐款、开票开证、数据录入、沟通调度等工作，尤其是在IT系统和财务专业知识上给予了红十字会莫大的帮助。此外，德勤还向“李连杰壹基金”提供公益免费审计服务，并派专人赴川监督该基金会救灾物资的发放，一些参加过医疗救助和心理辅导培训的德勤员工正在灾区开展志愿者服务。
在镁光灯下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承诺捐出巨款的企业固然令人钦敬，那些低调赈灾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及普通人更令人感佩。捐向灾区的每一分钱、每一件物、每一颗爱心，都应该得到掌声。而相比之下，那些由于未尽“本职社会责任”，建了“豆腐渣”工程，令这场“天灾”平添了“人祸”的企业将在未来的时间里遭遇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严惩，更是终其一生的良心拷问。
向面对艰难成长中仍然承担起民族脊梁的中国本土企业致敬。正如茨格威所言，“在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艺术家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而历史亦是如此。”中国危难之际，正值中国公司“群星闪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