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代理律师张起淮，被誉为“航空案第一律师”，他代理过几十起飞行员辞职案，反响最大的是近期判决的“零赔付”案件。4月18日，他所代理的新华航空两名飞行员辞职被索1500万赔偿案在北京顺义仲裁，裁决两名飞行员对航空公司赔偿金额为零。张起淮认为：只有飞行员流动正常化，飞行员辞职才不会成为问题，这也是民航业发展的必须。
“零赔付”会越来越多
《新财经》：“零赔付”案例与其他飞行员辞职案有何差别？
张起淮：就案件本身而言，与其他案件没有实质性区别。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只有“零赔付”的判决最接近法律公正。我相信以后“零赔付”的判决会越来越多。
《新财经》：“零赔付”的依据是什么？
张起淮：“零赔付”的依据非常充分。航空公司在使用飞行员过程中，存在多次违约、违法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必须承担违约、违法责任，并对飞行员的损失进行赔偿。我们正在上诉，最终是不是判我们胜诉，那是法院的问题。
返航与“9.11”只是一步之遥
《新财经》：中国民航业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张起淮：发展无序，市场化进程缓慢。
《新财经》：从市场角度讲，飞行员流动应该是正常的。
张起淮：不流动是不正常的，也是永远不可以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了卖身契。小伙子还年轻，就不允许人家选择劳动岗位；要选择，就索要天价赔偿，砸锅卖铁都赔不起。所以，很多飞行员作了“鱼死网破”的准备，“你让我赔，我就让你航空公司先倒霉”，冲突非常激烈。原来都是农民工爬到楼上，说我要跳楼了。现在飞行员直接返航，多壮观啊。返航与“9.11”只是一步之遥。飞行员辞职不只是一个小的行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呼吁尽快出台《飞行员条例》
《新财经》：解决飞行员辞职难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张起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航总局出台不了一个规范的、统一的、合情合理的规定。我一直倡导制定《飞行员条例》，让飞行员的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只有飞行员流动正常化了，才不会影响飞行。
《新财经》：为什么出台不了？
张起淮：如果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条例势必影响到航空公司的本位利益。如果要保护航空公司利益，又违反法律。所以，很难。
《新财经》：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出？
张起淮：《民航法》1996年施行至今，十二年了。这次飞行员返航，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法条处理。如果定为“玩忽职守”，根据《民航法》相关规定，航空人员玩忽职守，或者违反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别依照、比照《刑法》第187条或者第11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看《刑法》，那个法条早没了，《刑法》1997年进行了修正，那个罪名已经没有了。
《航空法》这么事关重要的法规，都迟迟修正不了，《飞行员条例》就很难说了。光有我们法律人士呼吁是不够的，只有全国人大、相关立法部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一起重视，立法部门真正行动起来，问题才能解决。
他们之所以选择辞职，还因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不知道哪一天飞行生涯就终结了。
案例在他们身边不时地发生。有一位同事40多岁，眼压高，就此告别了飞行。还有一位同事，刚当机长，又刚结婚。有一天，上厕所突然倒了。一检查，脑瘤，终身不能再飞。“大家感觉到飞行员很光鲜，但飞行生涯随时可能终止。只要身体一项指标超标，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法再飞了。”说着说着，夏骞的情绪有些低落。
当初提出辞职时，国航劝过他们，让他们再等半年。夏骞说：“国有企业改制是个漫长的过程，半年，非常不现实。十年不改，我就耗十年？十年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个人，是最黄金的十年。我不能拿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宝贵时间来跟你耗。”
没有收入，生活怎么办
从一开始，他们就分析过，无论价格是多少，国航都不会接受。国航的目标是：把法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程序都走完。“哪怕最后判决就是154万，它也会和你耗到最后。耗着，对它没有任何损失。”但时间消耗对飞行员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提出辞职一个月后，他们停止了工作，也就断了收入来源。类似情况，海航、东航的做法是，给辞职未果的飞行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也是国家规定。但国航没有给他们发，而且，养老保险、公积金也不再交了。
国航说：“最后算总账吧，你还得给我赔偿，就在赔偿金里扣吧。”
时间一天天流逝，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选择辞职的飞行员大多已经成家，有孩子、有老婆，得养家。有四个人刚买了房，有的刚装修，还要付按揭。“短期内，还能借。一年、两年，还有谁愿意借给你？既不能找工作，又不给你一分钱，我们怎么生活？”他们不得不为明天发愁。
更让他们心痛的是，他们的技术也在一天天丢失。
辞职至今，他们已经七八月没有飞了。飞行员如果三个月没有飞行，就得通过恢复训练、考试，重新获得驾驶资格。要重新当上机长，至少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贾勇毕业于中国民航学院，2001年到国航。老校长的话他记忆犹新，“人民送我学飞行，我学飞行为人民”。“是国家培养了我，不论我在国营、地方，还是民营航空公司，一样为航空事业服务；只要我在飞行，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不明白辞职为什么这么难。
拉锯战刚刚开始
官司进展一直伴随着对话。说到与国航对话的进展，贾勇苦笑了两声，说：对话是可以的，谈实质性话题是没什么希望的。
今年3月，他们到北京总部“上访”，出奇地顺。公司催促他们赶快找下家，找来马上谈，尽快解决问题。
按照规定，飞行员辞职的赔偿费由下家支付。有下家接收是飞行员顺利辞职的另一前提。
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浙江，开始联系其他航空公司，国有的、地方的、民营的，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下家说，“我们已经通过内线在北京问过了，国航老总根本没打算放人。当时承诺是迫于形势。”现在，其他航空公司，特别是民营航空公司不愿意出头。他们表示会想办法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航是否有诚意放人。如果有，就会站出来。夏骞他们担心国航拆台，不让下家接收。
“我们本来就是受害者，是公司侵犯劳动者利益在先。现在，所有谈判框架、时间、赔偿金额，都是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定的，我们一退再退。即便打到二审，最终能不能顺利离开，还要靠他们施舍。这样，还有啥公理？如果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飞，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夏骞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通过与国航的接触，张起淮律师则比较乐观，他说：“对话的条件比较接近，有谱。”他希望在5月29日之前，对话能有结果。5月29日是几经修改后的一审开庭时间。
采访最后，夏骞和记者说起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
那是2007年11月初，飞北京，夜里的航班。谁承想，初冬的北京会出现雷雨天气？就被他赶上了。闪电，打雷，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始终无法降落。延误了近三个小时，终于安全着陆。“我在最后的航班上，保证了旅客的安全，心里非常踏实。”夏骞舒了一口气。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表现感到满意，甚至有些自豪，也有一丝留恋。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起飞？夏骞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