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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起淮:飞行员不流动不正常

2008-6-4 16:29 《新财经》·崔晓红 【 】【打印】【我要纠错

  本案代理律师张起淮,被誉为“航空案第一律师”,他代理过几十起飞行员辞职案,反响最大的是近期判决的“零赔付”案件。4月18日,他所代理的新华航空两名飞行员辞职被索1500万赔偿案在北京顺义仲裁,裁决两名飞行员对航空公司赔偿金额为零。张起淮认为:只有飞行员流动正常化,飞行员辞职才不会成为问题,这也是民航业发展的必须。

  “零赔付”会越来越多

  《新财经》:“零赔付”案例与其他飞行员辞职案有何差别?

  张起淮:就案件本身而言,与其他案件没有实质性区别。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只有“零赔付”的判决最接近法律公正。我相信以后“零赔付”的判决会越来越多。

  《新财经》:“零赔付”的依据是什么?

  张起淮:“零赔付”的依据非常充分。航空公司在使用飞行员过程中,存在多次违约、违法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必须承担违约、违法责任,并对飞行员的损失进行赔偿。我们正在上诉,最终是不是判我们胜诉,那是法院的问题。

  返航与“9.11”只是一步之遥

  《新财经》:中国民航业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张起淮:发展无序,市场化进程缓慢。

  《新财经》:从市场角度讲,飞行员流动应该是正常的。

  张起淮:不流动是不正常的,也是永远不可以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了卖身契。小伙子还年轻,就不允许人家选择劳动岗位;要选择,就索要天价赔偿,砸锅卖铁都赔不起。所以,很多飞行员作了“鱼死网破”的准备,“你让我赔,我就让你航空公司先倒霉”,冲突非常激烈。原来都是农民工爬到楼上,说我要跳楼了。现在飞行员直接返航,多壮观啊。返航与“9.11”只是一步之遥。飞行员辞职不只是一个小的行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呼吁尽快出台《飞行员条例》

  《新财经》:解决飞行员辞职难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张起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航总局出台不了一个规范的、统一的、合情合理的规定。我一直倡导制定《飞行员条例》,让飞行员的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只有飞行员流动正常化了,才不会影响飞行。

  《新财经》:为什么出台不了?

  张起淮:如果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条例势必影响到航空公司的本位利益。如果要保护航空公司利益,又违反法律。所以,很难。

  《新财经》: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出?

  张起淮:《民航法》1996年施行至今,十二年了。这次飞行员返航,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法条处理。如果定为“玩忽职守”,根据《民航法》相关规定,航空人员玩忽职守,或者违反规章制度,导致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别依照、比照《刑法》第187条或者第11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看《刑法》,那个法条早没了,《刑法》1997年进行了修正,那个罪名已经没有了。

  《航空法》这么事关重要的法规,都迟迟修正不了,《飞行员条例》就很难说了。光有我们法律人士呼吁是不够的,只有全国人大、相关立法部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一起重视,立法部门真正行动起来,问题才能解决。

  他们之所以选择辞职,还因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不知道哪一天飞行生涯就终结了。

  案例在他们身边不时地发生。有一位同事40多岁,眼压高,就此告别了飞行。还有一位同事,刚当机长,又刚结婚。有一天,上厕所突然倒了。一检查,脑瘤,终身不能再飞。“大家感觉到飞行员很光鲜,但飞行生涯随时可能终止。只要身体一项指标超标,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法再飞了。”说着说着,夏骞的情绪有些低落。

  当初提出辞职时,国航劝过他们,让他们再等半年。夏骞说:“国有企业改制是个漫长的过程,半年,非常不现实。十年不改,我就耗十年?十年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个人,是最黄金的十年。我不能拿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宝贵时间来跟你耗。”

  没有收入,生活怎么办

  从一开始,他们就分析过,无论价格是多少,国航都不会接受。国航的目标是:把法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程序都走完。“哪怕最后判决就是154万,它也会和你耗到最后。耗着,对它没有任何损失。”但时间消耗对飞行员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提出辞职一个月后,他们停止了工作,也就断了收入来源。类似情况,海航、东航的做法是,给辞职未果的飞行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也是国家规定。但国航没有给他们发,而且,养老保险、公积金也不再交了。

  国航说:“最后算总账吧,你还得给我赔偿,就在赔偿金里扣吧。”

  时间一天天流逝,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选择辞职的飞行员大多已经成家,有孩子、有老婆,得养家。有四个人刚买了房,有的刚装修,还要付按揭。“短期内,还能借。一年、两年,还有谁愿意借给你?既不能找工作,又不给你一分钱,我们怎么生活?”他们不得不为明天发愁。

  更让他们心痛的是,他们的技术也在一天天丢失。

  辞职至今,他们已经七八月没有飞了。飞行员如果三个月没有飞行,就得通过恢复训练、考试,重新获得驾驶资格。要重新当上机长,至少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贾勇毕业于中国民航学院,2001年到国航。老校长的话他记忆犹新,“人民送我学飞行,我学飞行为人民”。“是国家培养了我,不论我在国营、地方,还是民营航空公司,一样为航空事业服务;只要我在飞行,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不明白辞职为什么这么难。

  拉锯战刚刚开始

  官司进展一直伴随着对话。说到与国航对话的进展,贾勇苦笑了两声,说:对话是可以的,谈实质性话题是没什么希望的。

  今年3月,他们到北京总部“上访”,出奇地顺。公司催促他们赶快找下家,找来马上谈,尽快解决问题。

  按照规定,飞行员辞职的赔偿费由下家支付。有下家接收是飞行员顺利辞职的另一前提。

  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浙江,开始联系其他航空公司,国有的、地方的、民营的,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下家说,“我们已经通过内线在北京问过了,国航老总根本没打算放人。当时承诺是迫于形势。”现在,其他航空公司,特别是民营航空公司不愿意出头。他们表示会想办法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航是否有诚意放人。如果有,就会站出来。夏骞他们担心国航拆台,不让下家接收。

  “我们本来就是受害者,是公司侵犯劳动者利益在先。现在,所有谈判框架、时间、赔偿金额,都是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定的,我们一退再退。即便打到二审,最终能不能顺利离开,还要靠他们施舍。这样,还有啥公理?如果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飞,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夏骞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通过与国航的接触,张起淮律师则比较乐观,他说:“对话的条件比较接近,有谱。”他希望在5月29日之前,对话能有结果。5月29日是几经修改后的一审开庭时间。

  采访最后,夏骞和记者说起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

  那是2007年11月初,飞北京,夜里的航班。谁承想,初冬的北京会出现雷雨天气?就被他赶上了。闪电,打雷,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始终无法降落。延误了近三个小时,终于安全着陆。“我在最后的航班上,保证了旅客的安全,心里非常踏实。”夏骞舒了一口气。听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次飞行表现感到满意,甚至有些自豪,也有一丝留恋。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起飞?夏骞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