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何谓“广场协议”
何谓“广场协议”？最简单直观而又合乎逻辑的表述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了，美元上涨了，大量国外产品，特别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产品输入到美国。于是，美国人民认为国外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市场，剥夺了“应该”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的失业率显著上升。类似推论通过舆论和国会对里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把世界主要五个经济体（G5，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的财政首脑邀请到纽约，说服他们共同致力于美元的贬值。善解人意的五国财长当即同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即“广场协议”。
声明发表几个小时后，美元开始了疯狂的贬值进程。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持续了两年之久，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以至于这五位了不起的先生（或他们的后任）不得不再度聚首，商议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这就是1987年达成的卢浮协议，那是后话。
“广场协议”后，日元和马克开始大幅升值。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进入80年代之后，美元稳步走强，这一慢性走高的趋势在1985年中期再次被打断，日元和马克又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这正是日元成为“广场协议”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失落十年”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