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危机与繁荣相依存的态势，同时中国本土企业也已经进入盈利与环境和社会责任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时代。CFO必须具备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规划和全方位地展现企业的能力。
1972年罗马俱乐部科学家曾提出了一个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其中列出了多种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资源的最终使用年限。然而自公布之日起这个报告却备受各界嘲讽，因为报告中预计的很多资源的最终使用年限并没有如期到来。
“但事实是，之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享用这些资源，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采取了各种对应措施，从法律、公共政策以及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多角度遏制了人类末日早一天的到来。”国家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贾峰解释道。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紧缺之间矛盾的日益凸显已经迫使国家采取措施平衡发展与节能降耗之间的矛盾。
2007年6月30日，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2008年1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自己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绿色在企业界不再是一个口号，作为能耗的主要制造者，企业必须出具可量化的报告来证明自己是“绿色”的。
这又为CFO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天的CFO不仅要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话题，更要为此采取实际行动。例如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调配环保需要的投入资金等，同时CFO还必须学会把企业在可持续方面的努力向投资人、企业员工、董事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法“表达”出来：CFO必须学习“秀出”企业的绿色。
可衡量的“绿色”收益
创立于1999年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榜，是全球第一个衡量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财政表现的指数。道琼斯指数将全球最大的2000多家公司纳为统计的基数，在不同的行业选出前10%的公司作为指标参与内容，对每一个筛选的指标，主要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从目前来看，上榜公司的表现都明显地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
以丹麦著名的酶制剂企业——诺维信为例，该集团的上市公司已经连续八年成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生物工业技术板块的第一名。
“企业真正投入精力做可持续发展，而且做到实处，带来的结果是被社会认可的可能性增大。而且投资者对于可持续发展表现好的公司，更愿意做出长期的承诺。”诺维信中国战略与公司事务总监陈红表示。
“经济增长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一直以来是正相关的。但我们希望用更好的创新和更好的技术，能够做到消耗更少的资源，产生相同的或者更高效的经济增长。”陈红补充说。
作为首家出具《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央企——中国中钢集团在报告中总结了公司在绿色方面的投入和巨大产出。
据中钢集团企业发展部总经理王文军介绍，钢铁是一个高能耗的产业，虽然对国家GDP的贡献巨大，但对环境资源的耗费也同样巨大。“5亿吨的钢产量要消耗3亿吨的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达4.8亿吨。”从2007年开始，中钢集团开始在为钢铁工业和钢铁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同时，提供绿色服务，打造绿色的供应链，包括绿色矿产资源、耐火材料、绿色碳素材料、绿色的装备制造和绿色的铁合金。
“我们主要希望把环境问题融入到产业链过程中进行考虑，达到废弃物最少和能源使用的最少。中钢在客户选择上也坚持绿色的标准，不允许下属企业和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进行业务往来，不为污染企业提供任何商业机会。”
中钢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开采铁矿，最近两年在澳大利亚又获得铁矿和油矿，包括在南非也获得了矿产资源，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资源，同时提升企业价值，王文军认为跟中钢在这些国家前期的矿产开发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矿区的植物和环境都做了很好保护的措施，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认可。”王文军表示。
对此，贾峰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讲，绿化链的要求已经不亚于政府提高环境执法的执法水平。
对于坚持可持续发展带给企业的好处，普华永道咨询服务总监张鉴钧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提升企业凝聚力。一个得到社会认可的企业可以有效减少员工和管理层跳槽的现象。
对此，伦敦金融城市长罗永成议员介绍，作为全球金融服务行业翘楚聚集之地，伦敦金融城每年都会设法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这里工作，而一份非常有趣的调查显示，72%被采访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表示，愿意到企业社会责任记录非常良好的企业工作，为此伦敦金融城所有的企业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社会责任并通过适当的途径展示给公众。
“秀”出绿色
目前的竞争环境要求企业除了在可持续发展上不仅要“做好”，更要学会“说好”。据张鉴钧介绍，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除了财务年报外，也开始做“绿色年报”，企业已经意识到披露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可以带来的“表外收益”。
但做一份具有公信力的 “绿色年报”并不容易。对企业信息披露方面颇有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立彦认为，社会责任年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公信力。内容在于企业做的程度，而公信力在于有无第三方的鉴证。
据王文军介绍，中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包括卓越管理、发展创新、生态环境、安全运营、和谐共建、员工关怀、产品服务和全球供应八个方面。
而环保氛围浓郁的北欧公司，诺维信的“绿色年报”上已臻成熟，采取合二为一的形式，前半部分是财务年报，后半部分是环境和社会责任年报。陈红认为，与财务指标一样，社会责任也要提供可量化的指标。而由于行业不同，在环保和社会责任上的标准也大相径庭，因此专家普遍认为“绿色年报”很难像财务报表一样做成统一的格式。对此，陈红的理解是，“量化的指标跟谁比，我认为是在行业内互相比。当所有这些公司接受一个优秀企业的标准以后，这个标准就具有公众认可度，社会责任报告也可以变得和财务报告一样，全世界都看得懂。”
与内容上强调可量化的指标一样，在可持续发展年报上提供第三方鉴证的用意也是为了提升报告的公信力。
据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中国首席代表何南星博士介绍，按照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要求，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做认证。
而根据王立彦的研究，国内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多数没有独立第三方意见，即便有的，充当中国公司“绿色年报”第三方鉴证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国家机关，有的是政要，还有些是民间机构。对此，王立彦认为科学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应该是企业选择第三方机构的标准。
据张鉴钧介绍，普华永道目前有一个全球的团队在全球40多个国家专门负责可持续发展业务。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业务中，普华永道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惟一提供服务的一家。
“从设定目标到实施，最后通过认证、发布，普华永道做完一切程序以后会出一份报告给我们，指出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而我们会把这些问题也披露到我们的报告中。”陈虹对普华永道审核报告的专业性深表认同。
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危机与繁荣相依存的态势，汶川地震后本土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卓越表现标志着中国企业已进入盈利与环境和社会责任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时代。CFO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规划和展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