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宏观政策的认识正在从去年底近乎一致地认为应该实施从紧的声音中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声音。而在从紧政策实施已有一段时日的今天，更多的反思和观点的激烈碰撞将会让判断更加理性。
“宏观经济有多个目标，如平稳物价、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等，如果在这个框架下考量，很直率的说，现在从紧宏观政策是有些过了。”经济学家任若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CFO和银行界人士的认同。这一观点也意味着对于宏观政策的认识正在从去年底近乎一致地认为应该实施从紧的声音中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声音。而在从紧政策实施已有一段时日的今天，更多的反思和观点的激烈碰撞将会让判断更加理性。
舆论在分化
从目前的形势上看，宏观经济形势似乎让人略略松了口气。
相比去年四季度到一季度，今年二季度以来CPI走势趋向平稳。推动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CPI的上涨有很多因素，其中主要因素是食品与居住（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的价格。如今食品价格已有所下滑。
根据任若恩的分析，如果CPI能按这个趋势向下走，那么紧缩也许就会告一段落。不过任若恩指出，这个调整不会太快。根据中央决策的习惯，通常是12月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第二年的基本政策，第二年七八月份召开北戴河会议，再对基本的宏观政策做一些评估和调整。因此，如果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不是非常迅速。然而，现在可以看出，舆论正在分化。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经济政策从紧。但现在有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典型的是保增长还是保物价的权衡，决策层内部也正在讨论。
任若恩认为，要统一观点需要时间。就CPI而言，今年二月份是一个最高点，从六月份开始下滑，如果一致保持这样的趋势，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前景。但全年政府预期4.8的目标是一定完成不了的，所以希望政府能够现实地考虑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但任若恩同时提出，对CPI的影响除了内部因素外，一些外部因素将更复杂。比如能源的价格。从国际市场上看，现货跟着期货价格往上走，而期货价格如今也不是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有很多金融投机的因素在里面。基本原因在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后，金融市场以及房市低迷。这就导致很多资金从房市中退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货币市场，即外汇市场也因为美元的一路下跌，很多资金从中退出。因此，这些资金纷纷涌入大商品市场。
另外，在美元下跌时，石油输出国积累了很多美元。面对美元资产缩水，他们只得用油价来弥补损失。这样几股力量掺杂在一起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因此，需要密切关注的是美元未来的汇率走势。
美元主动贬值是为了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次级债危机前，主要解决的是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元下跌使其债务减轻，但同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损失。但美国自身也有吃亏，原因在于，虽然美国生产产业对油的需要不大，因为美国的产业是以服务为主。但居民生活对油的需求巨大。如今的形势是，利益集团赚钱，居民亏钱。这一情况将可能直接对政治层面产生影响。任若恩表示，油价总也会涨到美国无法承受的时候。因此，如果美元不是老跌，那么油价应该会有所下降，这样中国输入型通胀会逐步减弱，加之国内CPI趋向平稳。从紧政策应该可以有所减弱。另外，国内紧缩已经紧到一定程度上，继续再紧各方面的抵触会很多。
同时，中国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直接的结果是会拉动CPI，影响一些企业成本。但国内油价上涨同时会影响国内用油需求，这样对国际油价又能起到一定的平抑作用。
因此，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较为复杂，下一步将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对企业的影响
目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从紧政策已经给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些CFO表示，从紧政策需要CFO们对投资融资重新进行梳理。宏观调控的影响在去年年底还不是很明显，但今年影响开始浮现。据他们反映，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企业应收账款明显增多，由此引发的企业三角债所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开始加重，很多企业都意识到现金流的问题。他们表示，估计今年二季度、三季度从紧对企业的利润影响就会更加显现。
另外，CFO们表示，前两年企业利润结构中有很大一块利润来源于股市等金融市场的投资。如今股市下挫也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利润。加之，油电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构成成本上升因素。
面对企业真实的困境，一些CFO对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李连清坦言：“我感觉现在的调控更像是西医，是哪里出现问题就对症下药，抑或是动手术直接切除病灶。但宏观调控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更应该如中医般，讲究针对全局的‘调理’。”
有CFO表示，之前的宏观调控大多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现在则几乎都是货币政策，在匹配方面不是很协调。他们认为，应该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自起作用。
而谈到从紧政策对银行的影响时，内外资银行也有各种声音。深发展银行北京东城支行副行长刘继涛表示，“相比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的内资股份制银行压力蛮大的，如深发展银行。因为这些银行主要业务是存贷款等传统业务，所以受紧缩政策的影响比较大。由于人才欠缺等因素，要转向为中间业务，或是理财产品等还是比较困难的。”
荷兰银行中国区CFO支昀晔则表示，虽然目前存款准备金已经处于历史上很高的位置，但他们预计还有可以继续上调几个点，如果这样将会对对银行有很大影响，因为资金放在央行的利率是很低的，超额准备金则更低。
任若恩总结到，在宏观经济的决策方面确实需要考虑更多因素。以人民币升值为例，升值主要是因为顺差。但事实上，去年和今年在顺差问题上已经有很大变化。贸易顺差增长去年比前年是有所上升。而今年1~5月份，则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10%.事实上，顺差对本国并不会带来坏处。中国减少顺差是迫于国际压力，但这将对出口型企业不利。“出口企业正叫苦连天，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博弈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发现，每次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来中国时人民币都要升值，之后又下降。”
另外，决策往往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任若恩表示，如今对人民币汇率重新思考的声音越来越高。当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从发出声音再到决策需要很长的过程。如果要把原来的从紧政策完全“掉头”，阻力难免很大。经济决策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决策层需要多方权衡。
从紧政策以及油电涨价等不利因素对企业，尤其是对制造业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任若恩表示，现在谈影响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要看政府是只有一个政策还有后面还有相应的其他政策加以补救。例如，是不是会放松出口等等。不过对于从紧政策下的企业生存，似乎没有特效药，只能看企业自身的消化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