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趋利，但在大灾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图汶川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普通百姓到企业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商人一向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在大灾面前，商人不再唯利是图。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把帮助黎民苍生放在第一位，尽自己所能为救灾捐资出力。晋商在屡次赈灾中都起到了先锋作用。
乔致庸设粥棚广济灾民
山西是一个多灾的地方，在明清两代，平均八年就有一次大旱。在明代276年历史中，有大旱44次，平均六年一次。而且，在大旱之年往往有虫灾。山西也多次发生地震。据记载，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的473年间，共发生地震104次，其中6级以上的地震8次，还有超过7级，甚至8级的地震。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的财力和组织能力都远远不够。每次灾害来临，都会有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忍饥受饿，甚至大量死亡。这时，出面赈灾的往往是商人。
同治七年（1868年），一场百年罕见的旱灾席卷北方大地。山西、陕西的灾民死亡无数。乔致庸决定，家里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俭，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乔家不仅给乔家堡的所有村民发放口粮，使他们足以维持温饱。而且，还在街上广设粥棚。他要求所熬的粥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灾民蜂拥而至，每天有数万之众。
开始只有两口大锅熬粥，后来增加到二十口，最后增加到一百口。这种救灾行动持续了四个月，但灾民越来越多，竟有十万之众。乔家有人认为，灾民太多，凭乔家的能力救不过来。乔致庸却说：“就是救不了天下所有灾民，也要救济逃难到乔家堡的灾民。”他甚至让家人不在家中开伙，而是和灾民一起领粥。在乔致庸的感召和游说之下，其他富人也纷纷开设粥棚，才解了灾民之困。当山西巡抚来到乔家堡，看到村外的几百口大锅时，感动不已，代表天下灾民，向乔家堡磕了几个响头。乔致庸的义举，使无数灾民获得了生机。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生动再现了这一感人场面。
自身受损以救苍生百姓为主
光绪三年（1877年）是中国灾害史上非常严重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遇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据当时驻在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万~1300万人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清政府既没有丰富的物资储备，又缺乏组织协调能力，救灾工作特别不得力。面对严重的灾难，山西商人也深受损失，但他们以救苍生百姓为重，主动行动起来，投入到救灾中。
首先是捐钱捐物。在灾害发生后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乔家还开仓赈灾。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亲笔题写“福重琅环”巨幅匾额相赠。常家捐出了万两白银。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1万两白银。元封玖号的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其他晋商无论大小，都有捐赠。
晋商不仅捐款捐物，还组织各种救灾工作，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和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蔚丰厚掌柜范凝晋受平遥县县令之托，办理各项救灾事务，主持捐赈局的工作。他是当地人，在当地士绅中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号召当地士绅捐钱捐物，并亲自分发给当地最困难的人。他连续工作了几个月，很少休息，获得乡邻们的尊重。此外，日升昌的掌柜张光邦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动员亲朋好友捐助。协同庆票号的大掌柜刘庆和平日就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修桥补路、开放书院。这时，他又出面号召士绅捐钱、捐谷。这些人都受到当地人民称赞。
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号掌柜范家俊受托负责募捐之事。他四处游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10万两白银。在四川分号任职的温佩琛，尽管当时四川财政困难，他还是先拿出10万两银子汇往山西，之后又在四川士绅筹集白银几十万两。可以说，晋商在外地的分号成为当地的募捐中心，并充当了这次救灾的义工。
慈爱之心帮灾民渡过难关
更令人感动的是常家。大灾使这个外贸世家遭到沉重打击。大灾之年，人畜大量死亡，他们无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仅为正常年份的4%，还要承担违约赔偿。这时，常家已是近八百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也非易事。当时，常家不仅捐出白银3万两，而且还想用更有效的方法帮助乡亲。他们知道，乡亲们平常还是可以过小康日子的，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因此，他们决定盖一个戏楼，任何人只要每天搬一次砖，就免费给他们提供两顿饭。大灾持续了三年，这个戏楼也盖了三年。戏楼如今还在常家庄园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三万两银子在当年就可以盖一个相当大的院子。盖这个戏楼是没有收益的，常家也失去了往日经商的精明细算，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戏楼是失败的。但它体现出的常家的仁爱之心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我每次去看这个戏楼，都要为常家的慈爱之心所感动。
其实，参加救灾的不只是这些大户人家，许多小晋商也为救灾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在各地的县志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比如，在光绪三年的大灾中，太谷武炎卿，“闻里中有坐困无食者辄施食、施谷、施钱以拯之。”文水土堂村贾怀宝、李让在京经商，大旱灾时，贾家建房，给农民以工作机会，李家从北京运回粮食卖给村民。“李家贩粮，贾家盖房”使土堂村无一人饿死，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祁县商人孙继申、王稀英、郝常发在光绪三年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救灾，使全村人度过了大灾之年。
在光绪三年，平遥一地“富户167家和城乡晋商票号钱行各铺户，共捐钱22.2万两银子，制钱近3万串。达蒲李家各门，共捐银钱6.8万两，赈大口10.3万，小口4万，收留所两处，男所140余口，女所2800余口，收养幼孩七处，收至1689口。始终经理其事者，邑绅郭开运、范凝晋、李继庚、刘庆和、许尔仓、冀日章、陈方章、呼嗣琅、米养琅、刘培厚、成铭等。”平遥一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大体相似。
经商不忘爱国，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中国商人的一贯传统。在中华文化土地上产生的晋商，骨子里继承的还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把义与信放在利之上。无论他们的生意做得多大，都没有忘记“达则兼济天下”。
从这次汶川地震看，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商人的优良传统。他们在大灾中的实际行动，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将是比晋商更辉煌的一代。
有晋商风范的民间商人
大地震发生后，都江堰魁光路新乐巷大片民居房屋遭受严重破坏，尤其都江堰工商家属区严重坍塌，一时附近数百人吃饭成了非常大的问题。64岁的老共产党员胡世清不顾自己家房屋垮塌和不断的余震，带领40多岁的儿子和地震中受伤的儿媳等全家5口人，拿出自己家里和开农家乐剩余的大米、蔬菜，从5月13日起，开锅煮起了救灾米粥，免费向灾民提供，让附近三百多百姓吃饭不再是问题。 灾后，胡大爷家也在困难中，但他说为大家煮饭，煮一天算一天，都是免费的义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