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
金融界和会计界对于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会计目标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张立足会计调控论，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界的主张属于会计反映论，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两种观点的角力体现了公允价值计价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形成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经济后果观揭示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的微妙平衡为了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 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对经济后果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明，提出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簿记成本、契约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各相关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和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备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冲突——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基础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导致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即以银行为代表金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集团与银行的投资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二者的冲突源自于两权分离订立契约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份契约便形成了以银行的投资者为委托人，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管理者为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投资银行的所有证券进行公允价值计价，而且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公允市价估价，对由于价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也要包括在报告净利润中，公允价值计量将完全消除银行管理者进行利得交易的能力，执行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是提升会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仅是利得波动会增加，同时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偏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具有必然性。在资本市场下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政策做出选择或提出建议时，都是为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以达到其预期效用。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认为该经济机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显然，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代理人拥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比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扭曲和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将信息优势转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掠夺投资者和债权人财产的现象。与此对应，投资者、债权人由于担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选择谨慎的投资方式，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获得优势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绝政策的实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项会计政策使得当期报告净收益降低从而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虽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变，由于契约的刚性提高奖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此时尽管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政策的选择对于银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况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机经济后果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博弈分析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具有对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是否进行充分披露的选择权；同样投资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威廉姆。R.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实证分析：由于管理者应致力于降低未来契约签订的成本，避免竞争加剧及吸引潜在投资者等原因，可以将管理者偏好假设为，存在有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过分析发现，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当出现金融危机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银行管理者会反对披露这一对己不利的经济后果，由于公允价值这一会计政策的使用会提升会计决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资者则会持赞同态度，赞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会就披露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双方的冲突可以看作一种非合作博弈。假设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充分披露时，若投资者选择购买，则投资者能达到的效用比投资者选择拒绝购买的效用更低，即投资者会认为该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投资价值。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时，银行管理者若选择公允价值计价进行充分披露，而投资者拒绝购买，此时的银行管理者获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银行管理者不采纳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投资者选择购买的损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终预测结果只能是：银行管理者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充分披露与银行投资者的拒绝购买。这个博弈最终走入“囚徒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资本市场具有损害性，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造成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运转，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幸运的是，FASB作为准则制定部门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纳了达成一些妥协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这些妥协是相对于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目标而言的。由于计量的难度，负债被排除在外；公允价值只适用于正在交易或是准备交易的证券；为了进一步减少波动性，准备交易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计入净利润，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也许，上述的妥协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的反对，或者是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个妥协的结果中能够获得满意的效用。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一个博弈之后的妥协结果又会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始处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
基于会计与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当经济环境产生突变经济危机爆发时，过去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点，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这样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国政府作为一方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减少政治成本，同时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4月2日出台了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此准则的放宽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达到了暂时的近似均衡。
四、金融危机下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是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公允价值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会计适应突变环境、反作用于环境的过程，是一种基于经济后果的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和会计准则逐步完善的必要过程。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有限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市场主体钻营、牟利和准则制定机构防范、堵塞的反复博弈过程。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的制定也会达到一种螺旋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是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原罪之争，虽然是利益相关者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斗争的过程，但也是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反思的过程，虽然公允价值计量称不上是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因或助推器，但也应该看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完善之处。虽然公允价值计量能提升信息的相关性，但也有其天然的缺点，比如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和计量技术上的原因，不活跃市场中的主体交易价格的公允价值较难合理确定；当市场处于急剧变化时，“以市值计价”存在放大风险的作用，当市场存在泡沫时会给投资者传达过于乐观的信息，反之则过于悲观等等；这些缺陷都是会计准则制定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的完善会受到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博弈的影响，但是提供公允、相关有用的会计信息始终是会计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否则会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所以，金融危机之后的公允价值计量政策应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是自身完成蜕变的过程，但绝不是终止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