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审计署公布的2009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审计署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抽查”意味着样本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平均有17.6％的发票为虚假发票。
无独有偶，一年前，2009年6月英国议会也陷入“报销门”，不少议员被发现假公济私：99便士的抹布，4.47英镑的狗粮，19.99英镑一件的浴袍，119英镑的熨衣费，399英镑的电视机，1403.9英镑的清洁费用，2339英镑的地毯……不一而足。
任何国家都会出现问题和丑闻，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就此而言，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固然不光彩，但社会对此事件的处理和反应却有几大看点：
其一，信息披露到位，指名道姓，责任到人；
其二，无须诉诸司法，卷入丑闻的多名议员主动宣布辞职；
其三，负有领导之责的迈克尔·马丁也成为300多年来英国首名被迫辞职的下院议长。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审计署查处的“报销门”有以下特点：
其一，涉及面广，几乎全部中央部门都存在此类问题。
其二，多为“群体性”，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
其三，有以权谋私之嫌。12个部门本级和37个所属单位对票据审核把关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万元。不难想象，所谓“把关不严”，无非是对熟人和领导放水。
其四，“报销门”只是小钱，更大的问题在于其他：一些部门及所属单位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10.95亿元；多申领财政资金或瞒报收入和资产等6.21亿元；违规收费及未按规定征缴非税收入等16.26亿元。
审计署年年审计，问题年年存在，为何？
其一，信息披露不详，导致做贼者并不心虚。如果不能把问题明确到具体部门，最终大家只能苦笑了之。
其二，对出现问题的政府部门内部的“大家拿”现象束手无策，人人有份，如何处理？
能揭露问题，固然是勇气可嘉的进步。但如果止步于此，无疑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也就是说，虽然发现了问题，也有勇气面对问题，但如果不能找到改变现状、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所谓批判容易，建设难。
笔者以为，解决此类长期存在的体制痼疾，唯有坚强的执法意志方可取得突破：
“莫因面子而遮掩”。审计署揭露的种种虚报、瞒报行为，小则违纪，重则违法，必须披露到底，具体到单位和责任人，决不能顾及情面，否则就是对法纪的亵渎。披露到底也是追究责任的前提。
“莫以恶小而纵容”。公务员手中往往掌握很大权力，他们受人民之托而履行公职，因此勤勉、尽职是其天职。假公济私，无论金额大小，其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决不能因为金额小而姑息，否则只能导致其在犯错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莫因众犯而容之”。法治的精神在于其严肃性和非选择性，如果因为违法者的数量多或有特殊背景就采取不同的标准，将大大损害法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这与层出不穷的煤矿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类似，只是惩治一两个典型，是难以起到震慑之效的。
更重要的是，个别官员借助手中的“公权力”去谋私利，不仅破坏了公平原则，侵犯了社会公众利益，更是对国家执法意志的检验。漠视这一危险，将导致公众对法治信心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