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8年5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基本规范》”）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发展战略上的雄心壮志为全世界瞩目的话，那么，今年4月26日，由五部委再次联合下发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下称“《配套指引》”）则让全世界惊异。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长冯英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次发布的系列指引全面而又令人印象深刻，《配套指引》的问世可谓恰逢其时，使得中国的内控建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萨班斯法案404条款仅仅限于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而中国的内控规范扩大到财务报告内控的范围以外，更加全面具体。“我可以肯定，这套内控规范体系将激励我们各尽所能，提高各自资本市场的企业管理水平。”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表示：“我对中国发布如此全面的内控规范体系表示惊诧，这套内控规范体系包含范围广泛，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从会计控制上升到管理控制。规范明确提出了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必须完成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为企业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指明了方向。”
历史掀开新一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案件和审计失败案例的数量逐渐上升，由此带来的损失一次比一次令人震惊，这些案例引起了社会民众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澳门特区财政局副局长容光亮表示，导致这些财务舞弊案件和审计失败案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到位，缺乏严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及执行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
IASB中小主体会计准则项目总监、候任理事保罗·帕特表示，近40年来，IASB及其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一直在为制定一套能够帮助资本市场参与者和其他报表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的财务报告准则而努力。
但是，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准则，其本身也不足以确保企业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具有高质量，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体系对确保企业的财务报表遵从会计准则和降低企业的欺诈风险至关重要。
财政部看到了这一重大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就制定《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共同开展工作。
其中的过程是艰辛的，而收获也是让人欣慰的。2007年，财政部相关人员就内部控制问题到美国芝加哥拜访了美国科索委员会（COSO）主席戴维·兰迪先生，没想到整整4个小时的会谈仍然让人意犹未尽，财政部内控研究人员就COSO风险管理综合框架与科索报告不协调部分提出的疑问，更是让戴维·兰迪先生非常吃惊。他表示，没想到中国对内控问题的研究已经如此深入，非常期待中国内部控制相关文件的出台。
2008年5月，财政部联合其他部委适时发布了《基本规范》，在接下来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基本规范》的价值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而企业对于内部控制框架的全面构建或重新审视，不仅改善了企业向市场所提供的信息质量，同时也增强了投资者们的信心。
继《基本规范》发布后，《配套指引》的发布再次让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戴维·兰迪先生在第一时间发来了贺信，并表示：“一个组织的成功和企业的持续发展来源于良好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我们很高兴看到，《基本规范》强调了风险对实现控制目标的重要性，而且，在《配套指引》中风险导向概念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希望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并就公司治理、风险和控制等有关问题进行继续探讨。”
中国企业内控的未来这是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在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
2010年4月26日，在发布《配套指引》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指出，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制定发布，标志着“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目标基本建成，这是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建成并有效实施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系统工程，也是财政、审计、证券监管、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对于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之于企业的意义，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理事乔伊斯林·莫顿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介绍说：“尽管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公共部门开始的，但是过去的23年里，我一直在企业界工作，我在IFAC理事会中也是公司部门的代表。如今我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职务，有了内部控制体系对我有效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IFAC作为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促进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组织，于2009年对全球公司治理发展作了一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新的、改进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规范，并显示了现代企业一些亟待解决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问题。如有受访者表示，许多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只关注财务报告而忽略了更广义的风险。
金融危机来临时，这种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狭义的关注显得毫无用处，使许多金融服务公司受到严重影响。
“一个良好的、综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对企业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大有助益，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运营并遵从法律法规。这也是《配套指引》如此必要和有价值的原因。”乔伊斯林·莫顿表示。
容光亮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看待《配套指引》的。他介绍说，在澳门总共约5万家企业当中，大型的企业包括博彩娱乐公司、银行和公用事业（水、电、电讯、巴士）等约30家，这约30家企业雇用了整个澳门约50％的私企工作人员，而且整个澳门特区政府税收中约70％是从这些企业取得的。
可以想象，如果这些企业有两三家出现问题并且倒闭，对澳门的经济、民生和税收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了保障公众利益，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察制度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在澳门的相关法规中，澳门特区政府只要求博彩娱乐公司拥有健全的行政组织和适当的内部查核程序，金融管理局虽然对银行发出了内部控制指引，但有关指引只提供了高层次的执行原则，缺乏操作层面的细节安排。
“这次大陆发布的《配套指引》对澳门极具参考价值，我们也会留意大陆企业在执行《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中遇到的各种情况，为澳门企业未来深化内部控制的工作做好准备。”容光亮说。
“将《配套指引》的实施作为企业的管理核心而不是视作营运成本。未来企业的发展将是与风险博弈的一段历史。”世界银行高级财务管理专家陈楠希对《配套指引》的这些评述，指出了企业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精髓，同时也勾勒了我国企业内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