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做了一期有关税负的专题报道，报道揭示了税负之重的事实。2013年数据显示，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这意味着国人的纳税额远不止工资条上“个税”那一小栏，大部分税负其实隐藏在衣食住行的每一次消费行为上，具体体现为增值税、消费税等19个税种。

专业术语上，前者因为直接向公民财产征税被称为直接税，后者主要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且容易转移给消费者被称为间接税。根据相关数据，我国流转税（间接税）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七成以上，直接税占比不到三成。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实行的是一个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其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间接税发生在商品流通环节，不能兼顾到纳税人的差异，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同时买一包烟，纳税额却是相同的，甚至富人因为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经常有各种避税手段，导致富人实际缴税比穷人还少，这明显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

另一方面，间接税不直接向公民个人征收而向企业征收，企业再把税负成本转移到价格上，公民在消费行为中往往只能感受到“价高”而不是“税高”，其不满情绪主要指向企业，而非税制。这种征税行为十分隐蔽，税收数据往往无从监督。

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由于间接税具备税源丰富（可对一切商品和劳务征收）、征收成本低（社会抵制情绪少）等优点，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期的选择，但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的提高，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直接税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经济逐渐从“外需依赖型”走向“内需驱动型”，间接税抬高交易成本、压制消费行为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直接税的现实意义越来越重要。官方也多次强调，中国未来会不断地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毫无疑问，直接税比间接税更合理，但其实，税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税制（世界上并非所有国家都以直接税为主体），甚至不在于宏观税负过重，而在于征税随意、税款不透明，纳税人没有享用到与税负等价的公共服务，也搞不清楚税款交到哪里去了。

欧洲一些福利国家的税制也不完善，宏观税负比我国还高，但这些国家的税痛指数却很低，原因就在于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贯彻程度，公民几乎可以查到每一笔税款的用途，并与政府达成了一种“纳多少税就享用多少公共服务”的默契。在这种良性的激励体制下，税制的种类不是问题，税负的高低也不是问题，纳税人想要多少公共服务并为此付出多少税负才是问题。

在此意义上，建立起透明的征税体系、“税收法定”的征税机制，以及民主的预算体制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