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对于GDP、财政收入、就业率等指标考核的盲目追求，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推动市场化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彻底改变水泥、钢铁等行业由于“补贴”造成的边亏损、边扩张的不合理状态，政府应将这些“补贴”用于改进生产技术、升级环保设备等，这才是明智之举。

2013年12月，全国人民可能都还没忘记一件事：雾霾不再单独是北京上海的“景观”了，连“偏远”的湖南、湖北、浙江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据中国气象局测算，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为52年来之最。

出现如此严重的雾霾天气，促使开征环境税再度被提上日程。“2013中国低碳发展战略高级别研讨会暨第四届低碳论坛”研究实施环境税方案;《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建议适时开征环境税治理雾霾;国税总局动议排污企业专项征税治理雾霾，等等。然而，用“经济手段”真的能根治雾霾吗?

笔者认为，仅靠经济手段，不可能根治雾霾，尤其是不能单靠“税治”。“税治”看上去符合多排多交税的市场经济规律，但实际上存在实用工具主义的倾向。比如私家车，交过燃油费，又要交环境税，有重复征税之嫌。不仅如此，从一些国家开征环境税的实践来看，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经济手段“制裁”，对防治环境污染的作用并不大，有的国家的污染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恶性发作。

因此，无论是收取排污费，还是开征环境税，这些单靠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是由“税治”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环境税也好，资源税也好，其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性的税种，目的是让企业为自己污染付出更高代价。政策制定者当然非常希望这些税种的设定能够达到想要的结果，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而事实上，我们在考虑税率设置的时候，一般都要受社会稳定、企业负担、社会发展、行业景气等因素影响，税率往往偏低。这导致有的企业认为缴了环境税就有了“排污权”，不管我排多少，我交钱就可以，自己本身也觉得理所当然，内心不再受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谴责。倘若污染“大户”以后可以用钱换取污染的排放，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可能导致企业缴了税反而多排，这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就背道而驰了。

其次，企业成本增加，成为雾霾“税治”的阻力。一般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生产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如果继续开征环境税，将会直接增加企业成本，这势必使企业雪上加霜，这是低附加值企业难以承受的，将严重阻碍产业的发展。比如钢铁行业，一旦成本增加，将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即使有的企业可以通过产品价格转移出去，那最终的环境税也直接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导致企业污染、社会负担加重，这本身也不合理。也许有的人会说，环境税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人，最终的消费者应该是企业，公民个人没什么影响，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2013年辽宁省向8个城市开出的5420万元“雾霾罚单”，罚的明着好像是地方政府，但真正埋单的却是当地纳税人。

最后，地方经济压力决定“税治”雾霾难以奏效。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出现的严重雾霾灾害，固然有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其实是中国一段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度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过去，很多地方牺牲环境换发展，大量粗放型污染项目仓促上马。而当今地方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三产业还不够发达，受经济考核压力和政府本身负债的影响，不得不依靠这些发展壮大的工业污染型企业支撑，而面对大量的污染后果，治理上的高额费用恰恰又是这些企业力所不及的。开征环境税所增加的企业成本，势必使一些地方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一些地方政府为避免失去重要税源，可能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补贴，给企业继续污染提供“保护伞”。

笔者认为，无论是否征收环境税，都不能因为多了一道“保险”，就松一口气，决不能懈怠日常监管。很多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差，偷排、恶意排污行为不同程度的存在。例如，有的企业购置安装一些简单的污染处理设施，用于应付有关部门检查;有的企业为了掩人耳目，白天停工、晚上生产排污，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不是简单靠征收环境税就能解决的。

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对于GDP、财政收入、就业率等指标考核的盲目追求，大力推动产业升级，推动市场化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彻底改变水泥、钢铁等行业由于“补贴”造成的边亏损、边扩张的不合理状态，政府应将这些“补贴”用于改进生产技术、升级环保设备等，这才是明智之举。

另外，笔者建议，开征环境税时，可以打税收“组合拳”：对于从事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增值额与营业额，免征或退还增值税和营业税;对于从事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生产经营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等。而对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实行累积递进税差别率，多污染多交税，以控制污染“大户”的排放量;还有消费税，也应区别对待，对造成资源环境压力明显的产品，提高其税负，增加其排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