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期待一直比较多，希望它能够调节贫富差距，那么它到底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在11月10日举行的“APEC峰会主题沙龙——个税改革视角下的中国财税生态重建”上，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专家分析的结果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个税调节正在逐步走向了它的反面，收入最低的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它征收的主要目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当前我国个税征收的现状是不算总帐，而是以分类收账的办法来征收。这些分类包括工薪所得、劳务所得，还有如房屋租赁所得等，一共有11类。高培勇表示，分别算账有分别算账的考虑。但是，由于工薪所得是最好收也是最方便的。只要工薪所得就可以采取代扣代缴的办法，在支付地就把税扣下了。所以工薪所得税在目前11类所得税当中征收的量最高，在全部11类所得中的收入占大头。

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近似工薪所得税。不过，高培勇指出，这只是一种结果，不是税制当初设计的目的。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表示，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是接近0.5。。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却只能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6%、7%左右，将来即使再提高一点，也没有可能通过个人所得税把基尼系数降到我们希望达到的0.3的水平。

另外，许善达认为，我国个税税率过高，还造成了其他一些负面的效果。他指出，我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靠创新转换经济的发展方式，而要靠创新的话，人力资源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要支持吸引人力资源来实施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新的发展方式，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千人引进计划，但是个人所得税在吸引人力资源的问题上，却可能会发挥较为负面的作用。

许善达指出，我国工薪收入的最高所得税税率是45%，比美国都高。而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却比美国低很多。

另外，过高的收入所得税可能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用直白的话说就是为渊驱鱼。法国为了调节收入差距把最高税率提高到75%，结果包括最大的私有企业LV公司的老板都移居伦敦了，用脚投票。无论决策层、立法机构怎么定，但挡不住他们用脚投票。

与之相比，我们国家现在也已经出现了速度相当快、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趋向。并且，我国目前的这种移民和之前的偷渡完全不同，目前我国到国外的移民总体来说都属于素质比较高的，而且往往是有一些特殊技能的，用投资或技术移民；而那些有资本的，在移民的同时也把资产转移了出去。

许善达询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在现实面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么高的税率又为国家财政征收了多少钱？在调节收入差距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有多少人在用各种办法来躲避高税率？到底交45%这个档次工资的人有多少，交了多少税。”

“我知道有相当多外企的高管一到周末就要飞香港，目的就是要把在香港居住的天数达到按照内地税法交税的门槛之下，这样就可以在香港按15%的所得税率缴税了。”

对此，许善达表示，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没有做过非常详尽的实证的研究”。

另外，对很多人所说的，要区分好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的收入，把这两个收入的税率怎么设计得更好，也挺难。

对于所得税主要收工薪阶层的问题，许善达表示，在美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巴菲特交税的实际税率是低于他的助理，而他的助理是工薪阶层。

但是美国相关的人士却认为，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因为，他们说要降低资本项下的税负，这样才能鼓励人们去投资，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这样的经济才有活力。

许善达表示，“这一理由也非常充分，我们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要鼓励的问题？吸引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鼓励人们进行商业的风险投资。“

许善达的主题意见是，一个税种涉及到好几个领域，不能说讨论一个问题其他事情就不管了。因为生活的功能是多侧面的，必须把几个侧面兼顾起来。

“APEC峰会主题沙龙——个税改革视角下的中国财税生态重建”是由网易财经主办。除许善达和高培勇之外，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