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财政收支矛盾毫无疑问越来越尖锐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过去的惯性高速增长，刚性的、社会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不突破3%赤字率是前车之鉴
新京报：今年8月新预算法通过人大审议，你曾表示，新预算法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这句话如何理解？
刘尚希：新预算法开宗明义就是要规范政府收支的行为，政府的行为离不开钱，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实际上就是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政府行为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防止政府乱作为或者不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主要在于政府的行为如何规范，当前来看，一方面是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预算法来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加依法依规地行使职能，避免无序随意地干预市场。
另外，通过预算法规范政府行为，实际上也是规范政府资源的配置，政府资源的配置会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所以新预算法也是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京报：根据新预算法，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只能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有观点认为要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就要扩大赤字规模，不宜死守3%红线，你怎么看？
刘尚希：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尽量不突破3%的赤字率也是为了财政安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出现债务危机就是因为债务额不断飙升造成的，我们要吸取教训，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
涉及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举债和融资是不相等的，地方政府融资可以有多种方式，举债是其中一种方式，PPP(公私合作模式)也是一种方式。PPP并不形成政府债务。在政府举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有些项目就可以通过PPP的方式解决融资需求。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债来搞基建，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来搞基建，两者异曲同工。
目前土地收入使用存在乱象
新京报：地方政府目前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怎样？
刘尚希：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确实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因为在基础建设过程中的融资使土地成为一个杠杆。土地可以抵押和质押等，地方政府通过这些方式扩大了其融资规模。
问题在于不能过度利用土地杠杆，杠杆率太高风险就会扩大，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不能贪大求快，深层次来讲就是要改变政绩观。土地财政的关键是风险控制问题。
新京报：我国土地财政的风险控制情况如何？
刘尚希：过去的风险控制确实存在制度上的不规范。首先是过度利用了土地杠杆，没有控制机制，没有风险评估，这就导致了滥用土地杠杆融资。其次，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不是很规范和透明，目前土地收入的使用还存在乱象，这些方面都有待改善。
可考虑开征地方性税种
新京报：“营改增”后，是否有其他税种能够替代营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刘尚希：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主体税种的概念，而是要综合考虑，涉及若干税种，要从整个税制的角度来完善地方税体系。
新京报：具体会涉及哪些税种？
刘尚希：资源税改革后，地方收入会增加，但这是不平衡的，主要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收入增加；消费税经过改革后也可以按比例分给地方一部分；房产税开征后，地方也会增加一些收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的权限，可以考虑地方因地制宜开征地方性税种。比如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考虑开征旅游税。由于各地区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不同，税源结构就不同，地方税体系建设应当有所差异，不能一刀切。
新京报：允许开征地方性税种不会造成滥征税的局面吗？
刘尚希：这个不会。开征地方性税种需要人大授权，不是想开征什么税就开征什么税；另外，地方要发展经济也会考虑到地区间的竞争，增加税种不容易招商引资，一般来说，在我国地方政府增加税种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部门本位主义“化掉”了改革动力
新京报：财政收入增速在下滑，而未来在社会福利和基建方面的支出会增加。收支矛盾是否会越来越尖锐？
刘尚希：收支矛盾毫无疑问越来越尖锐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过去的惯性高速增长，刚性的、社会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方面的支出，不像经济性的支出可以是波动的；过去支出的高速增长形成了比较高的基数，这对未来财政支出的压力相当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这样收支矛盾就加剧了。
新京报：那该如何缓解矛盾？
刘尚希：缓解收支矛盾的办法就是控制支出的整体增长速度，现在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了，这是不可持续的。要调整支出结构，重点支出要保证，但有的经费需要压缩，还有一些用于支持产业发展的补贴可以考虑调整，比如竞争性市场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政府就不用花钱补贴这类项目了，这种扶持类支出项目没有必要，反而会阻碍市场资源配置。另外，缓解收支矛盾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提高预算和支出的绩效。
新京报：你提到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等着我们。并且改革要忍痛才能到位。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哪些阻力和风险？
刘尚希：财税改革涉及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权力和利益。比如专项转移支付的调整就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但专项转移支付与各个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压缩专项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压缩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这些部门就不同意。
过去像这一类的改革推了很多年都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各部门基于部门自身的考虑，部门本位主义无形中“化掉”了改革的动力，克服部门本位主义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一环。
靠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作用不大
新京报：你曾表示税收对调节收入和财产差距其实作用不大？
刘尚希：税收调节功能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把税收调节的作用想象得过大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很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调节功能才会发挥作用。个税6%的比重，实际上调节功能很弱小。另外，即使在美国个税占比很高，税收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其税收调节功能依然是有限的，甚至也存在逆调节的情况。比如巴菲特就曾说他交的税比他员工交的税少。
新京报：那应当如何调节贫富差距？
刘尚希：调节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促进机会公平。我们所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这种机会不平等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城乡差别问题，城乡人口在就业、就学和就医方面存在不平等，这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政府应当做的是促进机会平等，而不是大家都坐享其成，等着把收入划平，这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