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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税收调节贫富差距功能有限

2014-11-19 09:09 来源:新京报   我要纠错 | 打印 | |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财政收支矛盾毫无疑问越来越尖锐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过去的惯性高速增长,刚性的、社会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不突破3%赤字率是前车之鉴

新京报:今年8月新预算法通过人大审议,你曾表示,新预算法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这句话如何理解?

刘尚希:新预算法开宗明义就是要规范政府收支的行为,政府的行为离不开钱,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实际上就是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政府行为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防止政府乱作为或者不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主要在于政府的行为如何规范,当前来看,一方面是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预算法来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加依法依规地行使职能,避免无序随意地干预市场。

另外,通过预算法规范政府行为,实际上也是规范政府资源的配置,政府资源的配置会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所以新预算法也是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京报:根据新预算法,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只能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有观点认为要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就要扩大赤字规模,不宜死守3%红线,你怎么看?

刘尚希: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尽量不突破3%的赤字率也是为了财政安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出现债务危机就是因为债务额不断飙升造成的,我们要吸取教训,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

涉及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举债和融资是不相等的,地方政府融资可以有多种方式,举债是其中一种方式,PPP(公私合作模式)也是一种方式。PPP并不形成政府债务。在政府举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有些项目就可以通过PPP的方式解决融资需求。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债来搞基建,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来搞基建,两者异曲同工。

目前土地收入使用存在乱象

新京报:地方政府目前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怎样?

刘尚希: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确实有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因为在基础建设过程中的融资使土地成为一个杠杆。土地可以抵押和质押等,地方政府通过这些方式扩大了其融资规模。

问题在于不能过度利用土地杠杆,杠杆率太高风险就会扩大,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不能贪大求快,深层次来讲就是要改变政绩观。土地财政的关键是风险控制问题。

新京报:我国土地财政的风险控制情况如何?

刘尚希:过去的风险控制确实存在制度上的不规范。首先是过度利用了土地杠杆,没有控制机制,没有风险评估,这就导致了滥用土地杠杆融资。其次,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不是很规范和透明,目前土地收入的使用还存在乱象,这些方面都有待改善。

可考虑开征地方性税种

新京报:“营改增”后,是否有其他税种能够替代营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刘尚希: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主体税种的概念,而是要综合考虑,涉及若干税种,要从整个税制的角度来完善地方税体系。

新京报:具体会涉及哪些税种?

刘尚希:资源税改革后,地方收入会增加,但这是不平衡的,主要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收入增加;消费税经过改革后也可以按比例分给地方一部分;房产税开征后,地方也会增加一些收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的权限,可以考虑地方因地制宜开征地方性税种。比如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考虑开征旅游税。由于各地区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不同,税源结构就不同,地方税体系建设应当有所差异,不能一刀切。

新京报:允许开征地方性税种不会造成滥征税的局面吗?

刘尚希:这个不会。开征地方性税种需要人大授权,不是想开征什么税就开征什么税;另外,地方要发展经济也会考虑到地区间的竞争,增加税种不容易招商引资,一般来说,在我国地方政府增加税种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部门本位主义“化掉”了改革动力

新京报:财政收入增速在下滑,而未来在社会福利和基建方面的支出会增加。收支矛盾是否会越来越尖锐?

刘尚希:收支矛盾毫无疑问越来越尖锐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过去的惯性高速增长,刚性的、社会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方面的支出,不像经济性的支出可以是波动的;过去支出的高速增长形成了比较高的基数,这对未来财政支出的压力相当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这样收支矛盾就加剧了。

新京报:那该如何缓解矛盾?

刘尚希:缓解收支矛盾的办法就是控制支出的整体增长速度,现在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财政支出的高速增长了,这是不可持续的。要调整支出结构,重点支出要保证,但有的经费需要压缩,还有一些用于支持产业发展的补贴可以考虑调整,比如竞争性市场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政府就不用花钱补贴这类项目了,这种扶持类支出项目没有必要,反而会阻碍市场资源配置。另外,缓解收支矛盾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提高预算和支出的绩效。

新京报:你提到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等着我们。并且改革要忍痛才能到位。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哪些阻力和风险?

刘尚希:财税改革涉及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权力和利益。比如专项转移支付的调整就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但专项转移支付与各个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压缩专项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压缩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这些部门就不同意。

过去像这一类的改革推了很多年都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各部门基于部门自身的考虑,部门本位主义无形中“化掉”了改革的动力,克服部门本位主义是推进改革的重要一环。

靠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作用不大

新京报:你曾表示税收对调节收入和财产差距其实作用不大?

刘尚希:税收调节功能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把税收调节的作用想象得过大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很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调节功能才会发挥作用。个税6%的比重,实际上调节功能很弱小。另外,即使在美国个税占比很高,税收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其税收调节功能依然是有限的,甚至也存在逆调节的情况。比如巴菲特就曾说他交的税比他员工交的税少。

新京报:那应当如何调节贫富差距?

刘尚希:调节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促进机会公平。我们所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这种机会不平等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城乡差别问题,城乡人口在就业、就学和就医方面存在不平等,这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政府应当做的是促进机会平等,而不是大家都坐享其成,等着把收入划平,这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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