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进入2015年，决策层对提速改革频频释放信号。

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企业家、经济学者座谈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时明确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必须按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快进键”。这意味着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后，确定的15个领域336项重要改革举措将密集出台。

作为改革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作用的财税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加力增效。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常务会议强调积极财政政策方向不变，为改革方向定下基调。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从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三大方面全面推进，最终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预算改革先行铺垫

新《预算法》正式实施，成为财税改革重要一环。

今年1月1日新《预算法》实施，相比以往，新修改的《预算法》由79条增加至101条，改动共计82处，在预算管理制度、预算控制方式、地方债务风险、转移支付制度、预算支出约束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为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管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

在经过20年的首次大修后，预算法最终经过4轮反复修订，终于在去年结束。新法实施意味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正在法治化轨道上提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重要突破口。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根据改革方案，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础、要先行。按照这个逻辑，围绕预算法实施的配套改革方案相继出台。

2014年9月26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新修订的预算法，改进预算管理，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积极推进预算公开；改进预算管理和控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财政收入管理，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风险；规范理财行为，严肃财经纪律”等七个方面，对预算管理改革作出进一步规定，以改进预算管理，建立并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对于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政策层面已经释放出更积极的信号。

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15年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深化预算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财税体系改革，使财政政策为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这也是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常务会议，此会议的召开对两会热点的把握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会议精神，要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加强定向调控，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用减税降费鼓励创业创新，带动社会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

税制改革锁定六项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2015年作为“十二五”收官之年，税制改革的最终路径也锁定在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房地产税、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等6个税种，而在今年年底，“营改增”也将迎来收官之举。

按照财政部的计划，2015年将力争把“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不仅如此，多种迹象显示，无论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全面完成营改增的时间表基本指向2015年，这意味着“十二五”结束之时，“营改增”将推广至全国所有行业，相应的会废止营业税。

不过，在营业税废止之前，“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对多数企业来说是一个利好，数据显示，从2012年营改增在上海试点以来，其减税规模就达1918亿元。随着营改增推向全国所有行业，其减税规模可望达到5000亿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六大税改项目中一个重要内容，“营改增”的收官也加快了其他税种改革的进度。

2014年11月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调整了成品油等部分产品消费税。此次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自2009年成品油税费改革后我国首度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由此拉开了消费税改革的序幕。

根据财政部的规划，下一步消费税改革应重点集中在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等方面。不仅如此，在资源税方面，从价计征的范围将逐步扩展到其他金属、非金属矿产品和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

对此，财税界人士纷纷表示，“十二五”最后一年，税制改革应该改变过去临时性政策的原则，转而建立一种长期性政策安排，使改革能在一个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

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施行，这一备受瞩目的新规，对于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有利于摸清中国的住房家底，据此依法实施产权保护，并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和调控政策。

按照三中全会要求，改革确定的15个领域共包括336项重要改革举措，从2014年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关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密集出台，中国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央地关系重在事权上收

2014年，预算制度改革作为基础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些为理顺分级体制提供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将是未来财税改革的终极目标。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未来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并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这意味着短期内，中央和地方在财力格局上仍然会维持中央占有绝对财力的格局。

据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建立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为了弥补地方政府的支出缺口，中央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向地方提供资金。

根据2014年的数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4.7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的比例是58∶42，即中央财力达到了58%，但是中央本级支出为15%，意味着剩下的43%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对地方的管理。

对于43%的转移支付能力，财税界和决策层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分歧点在于中央财力是否过于集中且偏高。

财税界人士认为，从税制结构本身来说，中央对地方43%的转移支付仍然偏高，但是按照三中全会意见，中央财力基调已经确定，如果不调整中央对地方43%的转移支付比例，那么转移支付结构上的调整只能最终落在事权和支出责任上。

目前的思路是不减少转移支付力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上收部分事权来实现与转移支付相吻合的方案。这似乎更符合当前改革的预期，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未来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对于央地关系，习近平强调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中央和地方改革。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