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如果将这场改革比喻成一场马拉松，按照“2016年基本完成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时间表，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正处于半程配速的关键期。

值此关键期，2017年财税改革有啥大动作？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财税体制改革定了调：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为了完成年度任务，财税改革该往哪儿使劲？有哪些难点和痛点？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剑指“乱花钱”与“乱举债”

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大框架确立，多项税制改革加快推进

“在国家治理中，财税体制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可谓牵一发动全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要的任务有三项：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目前来看，前两项任务进展明显，很多改革措施已经落地见效。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石，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首要内容。抓住预算这一“龙头”，就等于牵住了改革的牛鼻子。这两年，预算管理制度的大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财政资金管理越来越规范，预算公开迈出新步伐，地方债务风险的“缰绳”越勒越紧。

比如，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年两会上，“国家账本”中的四大预算齐“亮相”，一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就此建立。按照新《预算法》要求，政府的收入、支出和债务，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花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问题。

同时，加大各预算之间的财力统筹，将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更多地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我国政府预算体系包括四本预算，各有侧重和分工。相对而言，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主要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将资金更多地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意味着公共财政实力增强，政府可以更好地保障百姓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管理研究所所长李燕教授认为。

预算公开透明，百姓才能了解财政的钱花到了什么地方，花得是否合理到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我国预算公开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公开法制框架基本确立。除单独公开“三公”经费预算外，公开范围由一般预算拓展到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单独公开部门收支预算拓展到公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等情况。

政府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同时，税改也成效显著。“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不仅直接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有力支持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且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对稳定经济增长和增强市场活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军表示，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改革总体运行平稳、渐行渐好，成效好于预期。全年累计减税超过5000亿元，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2016年，税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多项改革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实行从价计征，并在河北省试点开征水资源税。从改革实施情况看，改革运行平稳，企业税费负担普遍下降，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效应初步显现。此外，我国“绿色税法”——环保税法出台，环保税将成为我国第十八个税种。

央地关系调整更精准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成今年改革重点

“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亟待落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

那么，央地财政关系应当如何调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今年财税改革的重心。首先要界定政府边界，明确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之后，再来划分央地间财政事权，进而再确定央地收入划分、健全地方主体税体系。

“央地关系调整的传统思路是下移财力，这是不对的。未来应该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哪些事权上移，这要做大量细致工作，需要持续推进。”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现在已经超过85%，中央本级支出不足15%。中央支出比重如此之低，导致中央对地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有一定的风险隐患。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照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国务院已经出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总体要求、划分原则、主要内容。今年将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范围，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形成权责利清晰、更加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财税体制。

“要抓住改革时间窗口，及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提高改革精准化水平，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措施落实。”肖捷说。

减税降费仍是主基调

个税改革有望“破题”，营改增减税规模有望达7000亿元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认为，大规模减税降费，对实体经济肯定是利好，负担轻了，振兴的动力才会更足。

减税降费仍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主基调。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具体措施包括：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落实好其他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研究实施新的减税措施。同时，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

减税方面，营改增将继续担当重任。专家预计，今年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可能达到7000亿元。因为，去年营改增全面推开是在5月份，时间只有8个月。2017年则是一整年，四大行业减税存在翘尾因素，不动产纳入抵扣也有翘尾因素。两个“尾巴”一翘，全年减税5000亿元就打不住了。

深化税制改革，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今年的税制改革内容，大致有这么几项：研究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配合做好烟叶税等税收立法工作。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如果前几年大家谈个税主要是从收入角度看，现在则更注重公平性，应该从家庭支出负担角度考虑，因此“增加专项扣除项目”就成了近两年讨论个税改革时的高频热词。专项扣除的可能性、扣除项目的设计以及扣除额度的核算方式等，都成为个税改革的焦点。

“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上，应研究决定专项扣除可能的方向。具体讲，就是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张连起说，比如在现行3500元和三险一金基础上，去年已在31个城市试点商业健康保险扣除政策。下一步，根据社会配套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可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比如，再教育支出、赡养抚养支出、首套房贷利息等支出，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