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税到底该不该征是金融危机后困扰很多国家的一个话题。2009年美国纽约州开始实施富人税以平衡预算赤字；2011年，日本计划将富人的最高税率从40%上调至45%。2013年，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年收入百万欧元以上的富人个税征收税率提高到将近75%，引起了全社会的争议。不过，这一政策在实施不满两年就被取消了。

巴黎HEC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约翰·奥博特（Johan Hombert）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媒体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但法国的这一‘超级税收’并没有真正实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竞选时承诺要对富人征收75%的税，但他现在并不太愿意实施这一税收政策。因为对富人征收超级税将引发大量法律上的漏洞（比如，律师和医生就不受这一税收的影响），以至于并不能真正为政府带来很多收入。”

法国征收富人税最初的目的是削减债务赤字。但事实上，“富人税”实施以来，法国政府一共收取了4.2亿欧元税款，这对于法国的数十亿赤字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富人税作为各国调整收入及财富分配，解决贫富悬殊的政策工具的历史由来已久，所以奥朗德并不是第一个对富人开刀的人，比如，法国1958年的富人税税率就高达80%左右，此后在社会党人密特朗政府时期也曾重启对富人的边际税。

多年来，对富人税跃跃欲试的国家不在少数。2012年，西班牙政府对年收入30万欧元以上者，征收所得税税率由过去的45%提高到52%。意大利也向那些年收入高达50万欧元以上的人群增收税率为3%的附加税。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年度增税方案中提出，将个人年收入40万美元、家庭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者的最高所得税率从35%上调至39.6%。瑞典财政部长安德森不久前也表示，该国政府打算针对国内年收入超过60万瑞典克朗的高收入人群，提高其所得税税率，以补贴因对退休人群减税所带来的税收收入差额，这一提议立即引发社会热议。今年1月，英国在野党工党也表示，若该党赢得2015年大选，将对月收入在15万英镑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征收50%的高个税。

中国同样面临着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越来越多专家呼吁，应尽快对富人征税来缩小贫富差距。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此前撰文称，“中国和俄罗斯也必须拿富裕的寡头开刀，而他们有自己的手段——实施资本管制，用监狱高墙控制住那些最有野心的寡头。对于更青睐法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全球富人税是更好的措施。或许中国会比我们更快接受这种想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富裕阶层的税负相对外国来说显得太轻了。”由此可见，中国距离富人税也不远了。

同样面临赤字危机，美国的税改就小有成就。统计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30日的2014财年内，美国联邦政府收入预计将首次超过3万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9.2%，预计2015年将再增加9%。而税收的增加，也将美国联邦预算赤字降至2007年以来最低点，占GDP的3%。

约翰·奥博特表示，法国最终取消富人税，更多的担忧则是这项超级税会损坏法国的名誉，对国际投资者带来错误的信息。反对者认为，过于繁重的税收引发了富人界的移民狂潮，其直接结果是社会财富的流逝和税基的萎缩。征收“富人税”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从长期看必然对引进外国投资和企业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比如2013年，法国国宝级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就因为逃避法国高额税负而加入俄罗斯国籍。

富人永远是国家课税的目标。法国《回声报》去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法国富豪前100强中，有20人已在比利时安家，这些法国人起码持有170亿欧元资产。之所以比利时能够吸引到法国富豪来此安家或落户公司，是因为比利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率比法国低，特别是资本利得税很低。

征收富人税的这段时间，法国损失惨重。《费加罗报》1月6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估算，2014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134万亿欧元，经济实力被英国赶超，位列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后。这种倒退的速度虽然并不是富人税导致的，但它也在提醒法国政客，必须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了。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约翰·奥博特表示，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市场需求。短期看，法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财政紧缩，尤其是税收的增加，因为他们会加剧市场需求的下降，并把经济带入通货紧缩。长期看，法国仍拥有不少发展优势。比如，法国的人口比例好，平均出生率在2%以上，在欧盟诸成员国中，只有爱尔兰的生育率比法国人高，2008年以来平均每个妇女生2.07个孩子。此外，法国教育系统优势也明显，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技术型工人，汽车、航空、化妆品、奢侈品、保险业和制药业的大量成功的法国公司就是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