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向 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度量、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未来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诸多命题。会计盈余具有有用性和经济后果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可能肃清，可以预期，盈余管理仍将是未来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

　　关键词：盈余管理 实证研究 文献述评 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自Ball和Brown（1968）对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会计盈余的有用性成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会计盈余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流动，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以及他们之间的财富分配。从“信息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传递“经济收益”的信号，从而改变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从“计价观”视角看，会计盈余有助于准确地计量企业每一项资产、负债和权益并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或有助于对资产（股价）定价；而从“契约观”视角看，会计盈余为企业这一契约结合体的各种契约的签订与执行提供基础性数据，并成为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降低契约成本（如签约成本、担保损失和监督成本）。正是基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会计（盈余）信息具有经济后果（Zeff，1978）；加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人”的自利和机会主义行为，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应运而生。特别是安然事件的发生，盈余管理备受证券监管者、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

　　盈余管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纵观中外研究成果，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主要路径为：早期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基本理论研究，如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其特征；其次，研究特定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话，那么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其主要行为动机是什么？第三，如果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话，那么它们是如何实现盈余管理的？即盈余管理的手段，如会计政策选择、真实经济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第四，如果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话，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怎样？第五，投资者能否“看穿”盈余管理行为；第六，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即盈余管理是好是坏？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怎样？盈余管理对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何影响？第七，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如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独立审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最后，在所有的这些实证研究中，如何度量盈余管理成为整个研究的起点和关键。

　　本文试图就上述有关问题的现存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评述（评述框架见图1），并提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诸多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盈余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从盈余管理的定义（篇幅所限，本文省略）、度量、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评价；第三部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诸多问题；第四部分，结论及启示。

　　注：利益相关者是否“看穿”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本应归属于“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本文为了强调这个研究话题，故单独成段加以评述。

　　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一）盈余管理的度量

　　盈余管理的度量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起点和关键。目前，如何度量盈余管理存在较大的争议。从近20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以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区间的不连续分布来度量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前者包括应计利润总额法、应计利润分离法和具体应计项目法；后者为盈余分布法。

　　1、应计利润总额法

　　该方法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在公司财务报告中，只有经营现金流量未被管理，而所有的应计项目都是管理过的，因此，应计利润总额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该方法包括：①Healy（1985）模型。该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样本的平均应计利润总额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②DeAngelo（1986）模型。该模型假定公司历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通过比较应计利润总额的第一差异并假定在没有盈余管理的领假设下第一差异的期望值等于零来检验盈余管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不随时间变化的话，上述两种模型是一致的。但如果估计期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时间变化的话，上述两种模型是不一致的。然而，两种模型没有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导致标准误差的加大，因此，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2、应计利润分离法

　　该方法将应计利润总额分解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并假定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在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考虑的因素不同，形成以下几种模型：①Jones（1991）模型；②修正的Jones模型；③行业模型（Dechow等，1995）；④横截面Jones模型（DeFond等，1994）；⑤KS模型（Kang和Sivaramakrishna，1995）。这些模型都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因此对其争议较多。Dechow（1995）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比较， 发现Jones 模型和修正的Jones 模型效果更好一些；Bernard 等（1996）对利用横截面Jones 模型分离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是否准确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得出Jones 模型准确度不高的结论；Subramanyam （1996）的研究表明， 当利用Jones 模型对特定公司的时间序列回归时， 回归系数更不准确， Jones 模型中存在噪音；Young（1999）发现，虽然这五种模型在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时均包含显著水平的系统误差， 但修正的Jones模型的估计值优于其他模型。在国内，陆建桥（1999），章永奎等（2002）在修正的Jones 模型的基础上， 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夏立军（2003）发现，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KS模型最能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而在基本Jones模型加入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

　　虽然应计利润分离法在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并扩展出多个模型，但是该方法假定估计期间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不符合实际，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操控性应计利润不一定是正交的，并且无法区分那些纯粹为了提高企业价值的投资和生产决策和仅为了管理盈余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

　　3、具体应计项目法

　　具体应计项目法主要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中某一或某组特定的、需管理当局进行职业判断的、金额大的应计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目前，运用该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如，Beaver等，1989；Wahlen，1994；Collins，1995）和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如，Petroni，1992；Beaver和NcNichols，1998；Nelson，2000）。相对于应计利润分离法，该方法更为容易识别影响应计项目的特定因素和检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但是该方法需研究者对制度背景和行业知识通晓，信息收集成本高，且局限于具体行业或小样本，研究结论难以普及。

　　4、盈余分布法

　　盈余分布法主要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如，零点；上年盈余；本期分析师预测的盈余）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Burgstahler和Dichev（1997）首创了该种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公司有更大的激励使其盈余达到某一临界点之上，那么在盈余分布中，正好低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低，而正好高于临界点的观察值的频率异常地高。他们的经验证据证实了这一推测。Myers和Skinner（1999）发现连续的季度盈余增长的频率比所期望的频率更大；Beatty（1999）检验了私营和公营银行在零盈余周围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发现公营银行有更大激励进行盈余管理；Beaver等（2000）发现，对于微利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低估；而对于盈利好的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准备被高估。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动机将净资产收益率（ROE）维持在0、6%和10%以上，以达到避免ST、PT或达到配股资格线。蒋义宏等（1998）运用直方图、折线图对1993~1997年度中上市公司的10%现象进行了研究；孙铮等（2000）以1997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直方图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陆宇建（2003）以1993~2000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ROE在略低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低，而在略高于配股及格线区间的频率异常高，即存在“10%”和“6%”现象；俞乔等（2004）对1994~1999年期间我国证券市场配股权、特别处理及摘牌规定阀值点的盈余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确在三个阀值点0、6%和10%处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现象。这些研究证据对于加强我国证券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据。但是，这些研究中，有的研究样本期间短、样本规模过小，有的研究没有对结论的显著性、稳定性进行检验。

　　盈余分布法的优点是不需要估计应计利润，通过考察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区间的不连续分布就可以发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并且可以获得盈余管理频率和程度的证据；但是该方法对于识别盈余管理的手段显得无能为力，而且只适用具有特定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动机

　　我们认为，盈余管理的行为动机包括三个层次，直接动机是使企业会计盈余达到其期望水平；中间动机包括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迎合监管动机（Healy和Walen，1999）；终极动机是获取私人利益。不同的动机，必然驱使公司采取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因此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从而需要不同的因素加以制约。

　　基于国外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为：（1）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评价（DeAngelo，1998；Kasznik，1999）；（2）提高管理层奖金计划（Healy，1985；DeAngelo，1988；Gaver等，1995；Holthausen等，1995；Guidry等，1999）；（3）避免违反债务契约（Healy和Palepu， 1990；Sweeney，1994；DeAngelo等，1994；DeFond等，1994）；（4）配合管理层收购（DeAngelo，1986； Perry 等，1994）；（5）迎合分析师的盈利预测（Burgstahler和Eames，1998；Abarbanell和Lehavy， 1998；Kasznik，1999）；（6）代理权争夺与确保职位安全（DeAngelo，1986；Dechow和Sloan，1991； Pourciau，1993；DeFond 和Park，1997）；（7）避税（Gramlich，1988；Boynton，1992）；（8）避免亏损（DeAngelo等，1994；Sharma等，1997 ；Burgstahler和Dichev，1998）；（9）劳资谈判（Liberty和Zimmerman，1986）；（10）降低诉讼索赔损失（Hall 和Stammerjohan，1997）；（11）季节性股票发行（Rangan，1998；Teoh等，1998）；（12）政治成本与反托拉斯监管或政府监管（Moyer，1980；Scholes等，1990；Collins等，1995）；（13）内部人交易（Benish，1999）。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为：（1）IPO融资（Aharony，Lee和Wong，2000；魏明海和林舒，2000）；（2）配股（蒋义宏，1998；Haw，Qi，Wu和Zhang，1998；孙铮等，1999；陈小悦等，2000）；（3）扭亏（陆建桥，1999；陆宇建，2003）。

　　对比中外实证证据，国外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且主要由市场原因所诱致；而我国由于证券市场特殊的制度安排：审批制、额度制和直通车，确保稀缺的“壳”资源和融资圈钱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且主要由政府监管所诱致。目前，由于我国绝大数上市公司管理层缺乏股票期权激励，因此报酬契约动机几乎不适用于我国。加之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为国有控股，债务融资相对容易，由于对于债务契约的监督因政府干预和国有银行缺乏监督激励而受到限制，因此债务契约动机也几乎不适用于我国。

　　（三）盈余管理手段

　　公司为了使其会计盈余达到期望水平，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来管理盈余，最终达到利润“大洗澡”（Take a Big Bath）、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和利润平滑（Income Smoothing）。应该说，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可以达到不同的盈余管理的目的。从上述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两种：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即应计利润项目）和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或事项。

　　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方面：Beaver等（1989），Liu、Ryan和Wahlen（1997）发现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Petroni（1992），Beaver等（1998），Nelson（2000）等发现保险公司利用索赔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Teoh， Wong和Rao（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方法；Keating和Zimmerman（2000）对折旧方法变更和资产折旧年限和残值会计估计变更进行检验，发现折旧政策不是被经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Visvanathan（1998），Miller和Skinner（1998），Phillips等（2002）等发现递延税款也是盈余管理常用手段；陆建桥（1999）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发现具有扭亏、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亏损动机、变更动机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未来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薛爽（2006）发现2001-2003年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八项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扣除减值准备的影响，扭亏公司中将有72%样本不能扭亏；赵春光（2006）以2002-2004年A股公司为样本，发现减值前亏损公司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一是为了避免亏损，二是进行“大洗澡”；Chen和Yuan（2001）用“非经常性损益”度量盈余管理，其结论是显著的；陈晓等（2001）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直接的税率优惠、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提升公司业绩以配合上市公司配股要求；陈晓等（2004）发现西方常见的利用应计利润操控会计数字的方法，对于我国亏损公司的扭亏作用有限，地方政府对亏损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也没有对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产生显著影响。

　　在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或事项方面：Hand（1989）发现债转股是公司避免业绩下滑的盈余管理手段；Bartov（1993）研究了长期资产和投资处置的时间安排作为利润平滑和降低权益负债率的盈余管理手段；Perry等（1994），Bushee（1998）等发现研究开发费用的开支时机选择是管理层在比较公司实际盈余与分析师预期盈余之后而进行盈余管理手段；Herrmann等（2003）通过对1993~1997年日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资产出售利润与管理当局盈利预测误差之间负相关，即管理当局运用出售资产这种手段来达到减少盈利预测误差；原红旗（1999），吕长江（1999）等发现股利政策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之一；杜滨（2001）发现，从1997起，连续三年内关联交易成为亏损公司扭亏的主要手段，而且关联交易与其它盈余管理手段之间存在替代效应；陈晓等（2004）系统考察了1998~2000年A股上市亏损公司的扭亏行为，结果发现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是其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李东平（2005）发现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资产重组，特别是资产剥离，是其为改制上市达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薛爽（2005）以1995~2000年亏损的A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扭亏年度，有50%是通过进行影响“线下项目”的交易安排来达到扭亏的目的。其中，主要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途径。还有6%的公司是靠政府补贴摘掉亏损帽子的。

　　目前关于盈余管理手段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轶闻趣事证据和案例证据，而且实证证据集中在几个较为突出的项目方面的研究，无法估计公司整体上的盈余管理程度。

　　（四）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

　　正如Healy和Walen（1999）指出，关于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证据，将帮助会计准则制定者评估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投资者是否被盈余管理所欺骗。Sweeney（1994）研究了违反贷款合同的22家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发现只有5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而延迟违反合同在1个季度或者以上，由于该研究局限在违反贷款合同的公司，可能低估了盈余管理的频率； Burgstahler和Dichev（1997）基于美国样本公司加以研究后发现，大约有8%~12%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避免盈余减少，而由大约30%~40%的公司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Teoh， Wong和Rao（1998）发现，IPO公司在发行当年的非预期应计项目的中位数是资产的4%~5%，大约62%的IPO公司比所选定作为对照样本的控制公司有更高的非预期应计项目。如果正常情况下的频率为50%，这意味着大约12%的IPO公司管理盈余，但是这个证据在普遍化意义方面存在不足，因为该结论不能代表所有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俞乔等（2004）对1994~1999年期间2785个观察值，运用ROE的直方图进行描述，发现阀值点0和10%处右边的公司出现的频率异乎寻常地搞，而左边的频率则相当低；王亚平等（2004）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阀值处的盈余管理频率和程度进行推断发现，1996年及2001年至2003年的盈余管理频率和程度较高，并且2001年至2003年逐年呈上升趋势；2001年至2003年平均有65%的亏损公司在阀值0点上进行盈余管理并达到避免报告亏损的目的；雷光勇（2006）发现，控股股东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和资金储备压力越大，上市公司正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小。

　　相对而言，有关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证据相当少。而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更少。关于盈余管理的程度及频率的文献，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之处：（1）检验结果依赖于直方盈余间隔的大小划分，主观性强；（2）检验结果仅仅基于少数样本的报告盈余，偏差大；（3）无法估计盈余管理的幅度。

　　（五）投资者“看穿”盈余管理行为吗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如果市场有效，那么投资者将会“看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被公司蒙蔽而作出无偏反应。而证券市场 “功能锁定”现象的存在，又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管理盈余达到获取私人利益的目的。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能起到了“信号显示”的作用，投资者能够识别盈余管理；Hand（1992）指出当材料价格上升，公司出于逃税目的采取后进先出法计价，投资者能够识别这一动机的盈余管理，而不是简单根据报告盈余下降作出反应；Beaver等（1989）和Petroni（1992）分别发现投资者能够识别通过贷款损失准备和索赔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Dechow（1994）发现在预测预期盈余时，使用当期盈余比使用现金流更加准确。同时大量学者还通过检验超额回报率来检验投资者能否“看穿”盈余管理行为。Sloan（1996）指出，持有当期盈余包含大量应计项目公司的股票，一年后的股票超额回报率为负的，这表明投资者还不能完全识别盈余管理。一般而言，投资者能否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环境因素是导致投资者识别能力的主要差异，而非投资者是否具备识别能力所致。

　　（六）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目前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现有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具有正面效应：Healy和Wa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或许降低信息的可靠性，但由此而提高信息的相关性；王跃堂（1999）指出，管理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进行盈余平滑，可以维护契约的稳定性，监管者理性地给会计留有灵活性，让公司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作出及时调整，以弥补契约的刚性约束；Scott（2000）指出，当契约不完备和契约具有刚性时，经营者可以利用盈余管理对未预期的状况作出灵活反应，并且通过盈余管理还可以将内部信息可靠地传递给投资者。另一种观点认为盈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如导致证券市场的误定价、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后者居主导地位。如，Dechow等（1996）指出，那些因盈余管理问题受证监会调查的公司在被初次宣布有盈余管理行为时股价平均下降9%；Teoh， Wong和Rao（1998）研究后发现，在IPO和SEO之后，使用操控性应计利润较多调增盈余的公司股价将大幅度下降；Xie（1998）也提供证据表明，那些通过盈余管理高估利润的公司的股价会下降，而那些通过盈余管理低估利润的公司的股价会上升；孙铮等（1999）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保配、微利和重亏现象，使得该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未被特别处理，该摘牌的公司未被摘牌，结果是市场风险增加，资源被低效或无效占用，甚至被浪费：“保配现象”的存在，其直接后果是证券市场中有限的追加资源被不合理分散化，因而也就降低了追加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重亏现象”存在的后果是扭曲了公司前后期经营的真实状况，误导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进而也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以上大部分检验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的研究都是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检验非正常报酬率，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不能确定这种非正常报酬率是由于盈余管理所致，还是由于某些未被识别的风险导致；二是需要满足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假设；三是非正常报酬率窗口的选择具有主观性。

　　（七）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

　　现存绝大多数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如何限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成为证券监管者、会计准则制定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尤其关心的问题。

　　1、法律体系与盈余管理。La Porta等（1998）指出，由于各种在法律起源存在差异，各国投资者保护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普通法国家投资者保护较好，因而也较好抑制了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Ball（2003）等发现，在普通法国家 ，会计盈余越稳健（及时确认经济损失），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管理层在决定何时将经济收益和损失纳入会计盈余有更大的选择，公司减少盈余波动的动机越强烈。Leuz（2003）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公司盈余管理的系统差异进行检验后，发现法律有效执行和投资者保护会减少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Haw 等 （2004）提供了法律和超法律制度在限制因公司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相分离而形成的盈余管理行为方面的作用。从法律体系视觉来考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突破。法律体系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规定了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低限度，同时通过加强投资者保护而赋予投资者法律诉讼的权利。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直接决定了公司盈余管理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并能较好地限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我国几乎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2、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是缓解公司内部人之间及其与外部投资者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目前关于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主要集中在：（1）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股权结构主要体现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La Porta等（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Dechow等（1996）和Bedard等（2001）发现，缺乏非执行大股东的公司盈余管理现象越严重；Rajgopal等（1998）发现，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大，公司盈余管理的绝对值和正的盈余管理额减小；Warfield（1995）发现，当管理层持股增加时会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大股东控制下的盈余管理。张建祥（2006）研究发现，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与前2~10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具有负相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具有正向关系，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雷光勇（2006）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正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管理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东为国家股时，盈余管理程度较小。（2）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Fama和Jenson，1983；Wallace， 1992），在监督公司经理层财务会计报告生成及其最终披露中发挥关键作用。Ching等（2002）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当期操控性应计项目正相关；张逸杰等（2006）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关系；Xie（2003）研究表明，具有财务专长的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Dechow （1996）发现盈余管理公司的CEO更可能担任董事会主席；大多数学者还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及其独立性的提高对盈余管理起到明显的监控作用（McMullen，1996； Parker，2000；Abbott等，2004；Bardard等，2004；Ryan等，2005）。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方面的研究且结论存在较大的不一致，而对于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如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和要素市场等与盈余管理关系还缺乏实证研究。

　　3、审计与盈余管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审计师对于协调报表编制者和报表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起到了主要作用。目前关于审计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审计师是否识别盈余管理。Chen，Chen ＆Su（2001）、章永奎等（2002）、何红渠等（2003）和徐浩萍（2004）等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表明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而夏立军等（2002）发现，从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蔡春等（2005）发现，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不同的事务所在识别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这种风险，事务所审计定价越高。Frankel（2002）研究发现，非审计服务收费与未预期盈余、操控性应计成正相关；伍利娜（2003）以2001年年报中的28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发现：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处于达线配股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负相关。（3）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变更。DeFond（1998）发现，审计师更换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金额比审计师更换前要高；李东平（2001）研究发现，盈余管理风险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因为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而主动解除审计契约，规避审计风险；陈武朝（2004）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变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前任审计师在最后一年聘期内采取了比其他审计师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以致被公司变更；但是新任审计师在第一年并未完全配合公司；刘伟和刘星（2006）通过对2001~2002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与公司可操控应计利润的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两者关系在不同年度、不同前期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有所不同，这表明，公司能够通过更换审计师实现盈余管理的目标。（4）盈余管理与非审计服务。Palmrose（1986）认为，当审计师为客户既提供审计服务又非审计服务时，审计师会故意或无意地向客户妥协，包括纵容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Arrunada（1999）则认为，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能够增加事务所的信誉资本，事务所将提高审计独立性，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5）盈余管理与审计任期。审计任期对盈余管理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Beck和Solomon（1998）认为审计任期增加会降低审计师独立性，因此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Myers（2003）的实证结果表明，审计任期延长并不会降低审计质量，审计任期越长，公司盈余管理情况越少，因为审计任期越长，审计师对财务报告中极端的管理决策限制越严，加之新任审计师缺乏对客户特定经营风险的充分认识而导致审计失败。目前，由于我国事务所较少提供非审计服务，因此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国缺乏关于盈余管理与审计任期的研究。同时我们注意到，很难界定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一般来说，建立二者的关联度的前提是注册会计师已识别盈余管理，目前缺乏结论一致的证据，否则成了“拉郎配”；另外，多数学者往往将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同时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师独立性的替代变量，这引申出一个看似简单而难以界定的问题：盈余管理与审计的关系到底怎样？是审计影响盈余管理，还是盈余管理影响审计？因为这是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关系的逻辑起点。

　　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未来研究方向

　　盈余管理研究对于会计准则制定，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盈余管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正如以上所述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该进，同时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话题。

　　（一）盈余管理度量方面。国外关于盈余管理度量方法和模型形成了多种方法且存在较大争议。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度量盈余管理？单纯沿用国外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哪一种方法和模型可能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如何加以改进和创新；应该说，单纯以操控性应计利润，或仅以具体应计利润和管理后盈余的分布来度量盈余管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何加以改进；哪些具体应计利润项目没有被管理过，哪些被管理过；盈余分布法用哪些指标度量更合适；在我国，如何解决盈余管理的时间序列的度量；在运用横截面模型，参数如何准确的估计，如何确定哪些配对公司不存在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动机方面。目前我国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针对特殊公司（如，亏损、ST、PT、配股、资产重组和高官更迭等公司）展开的，那么非特殊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如果有，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有的进行盈余管理，而有的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的行为差异；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到底是否存在契约动机，如果存在，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对公司代理成本有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为什么主要由政府监管所诱致，而不像国外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呈多元化、多层次的趋势，哪些制度因素决定了这些行为动机存在差异，是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会计规则，还是监管制度形成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分析师数量在我国的发展，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是否来迎合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公司管理层收购期间，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避税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与利益输送的关系怎样；盈余管理和管理层的个性特征（心理所有权）有没有关系。

　　（三）盈余管理手段方面。随着我国会计准则赋予公司管理层更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可以推论，公司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将呈现多元化、复杂化、隐蔽性更强等特点。那么，哪些公司，在何时偏好采用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哪些公司，在何时偏好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这两种手段最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否存在系统差异；哪些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经济交易或事项经常被公司用来作为盈余管理手段，这无疑对于准则制定和加强证券监管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诸如公司改变资本结构、利用或有事项、企业兼并、合并范围变动、借款费用、租赁、递延税项和公允价值计价等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缺乏实证证据，应该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四）盈余管理程度和频率方面。目前主要通过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统计检验的方法来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这些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何发展新的方法度量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现有文献局限于特定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的研究，无法推定整个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因此，整个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怎样；上市公司运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的程度和频率怎样；不同行为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怎样；在什么情况下，公司正向管理盈余，在什么情况下，公司负向管理盈余。

　　（五）投资者“看穿”盈余管理行为方面。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持何种态度，而且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投资者对基于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持何种态度。因此，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识别盈余管理，对之作出何种反应；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不能识别盈余管理；机构投资者、控股投资者、分散投资者在识别盈余管理能力方面有何差异，对之作出的反应有何差异，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识别能力和所作反应的差异；不同盈余管理手段和行为动机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作出何种反应，是否存在系统差异。

　　（六）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方面。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体制、现行法规、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现有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未被管理的盈余总是坏事吗，即盈余管理是好是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盈余管理是否存在正面效应，如果存在，这种效应是“传递内部信息”、“缓解契约冲突”，还是其他；盈余管理对投资者、债权人、准则制定者、证券监管者的决策制定有何影响，影响有多大；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公司价值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如何影响的，影响有多大。

　　（七）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方面。法律体系、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制约着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证据较少。可以值得研究的话题包括：法律体系、法律风险、审计和公司治理的哪些因素对盈余管理有较显著的影响；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如控制权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和要素市场等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起到了制约作用；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存在替代效应；股权集中型、股权分散型和家族型企业，其盈余管理的手段、程度和动机是否存在差异；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起到了制约作用；金字塔控股公司普遍存在投票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这对盈余管理有何影响；股权分割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股权分置过程中，有没有存在盈余管理，且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盈余管理主体是企业管理者，有没有股东的意志体现；政府行为、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差异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在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投资者保护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否导致公司在盈余管理的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关于审计与盈余管理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还需明确，如果它们存在关系的话，那么审计意见、审计市场竞争度、审计师变更、审计师任期、审计收费、补充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等与盈余管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及启示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定义、度量、手段、程度和频率、动机、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和制约因素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些话题。正是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及其经济后果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可能肃清。随着我国会计准则赋予公司管理层更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可以推论，公司采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将呈现多元化、复杂化、隐蔽性更强等特点。因此，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高盈余管理研究质量，对于会计准则制定、公司治理结构改善、提高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健全法律体系，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以预期，盈余管理研究仍将是未来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注：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广东省财政厅2005年会计科研招标课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实证检验”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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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Earnings Management

　　Xiang  Kai

　　（Dept. of Financial &Economics， Go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China）

　　Abstract：Since 1980s，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earnings management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peoples attention， such as the scholars，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ers， corporate managements and regulators. 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earnings management have achieved lots of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by now.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measurement， motivations， means， magnitude and frequency， market reaction， economical consequence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Moreover， we put forward a lot of research topics for empirical studi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pand new sphere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earnings management.

　　Keywords： Earnings Management  Empirical Study  Review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