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家，曾是一个糊火柴盒的家庭作坊。据姐姐们讲，我打小儿就是从火柴盒堆里爬大的。

　　我的出生打了个“计划生育”时间差，得利于母亲非要一个男孩不可的执著。当大姐之后的哥哥夭折后，家庭又诞生了二姐、三姐，她俩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改”字，其功用与招弟、梦弟工异曲同工。终于，我哇哇坠地了，直到现在三姐还经常提起她于我之所以为男性的功不可没。

　　但为了我的性别，家里一下凭添了几张嘴，六口之家靠父亲每月50来元的工资是养不活的。于是，在我记忆的源头就有了火柴盒。

　　糊火柴盒的流程包括糊盒、粘大板、翻大板、串盒、码盒、捆盒等一系列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复杂过程，当1200个火柴盒被捆成“一个活儿”后，家里就多了0.88元的收入。记忆中全家每月有80多元的进项，就是说，每月有12万个火柴盒是我家这个作坊制作的。

　　糊盒留在我记忆里却并非是劳动的艰辛，更多的却是荣誉与权威。

　　小学时我是个很羞涩的小男孩，站在队前喊不了“稍息、立正”，于是班主任因才施用我个三道杠的“大队委”。但我的隐性权威却是巨大的，当班主任不在自习课上，几个调皮的男生捣蛋时，女生班长是“镇压”不住的，她就会向我求助。当时我连话都不用说，只抬起头“威严”的盯“捣蛋鬼”们几眼，他们立码儿就老实了。而我的这种威慑力，除学习好外，大部分还得益于我的“糊盒快”。我的小伙伴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时总拿我做榜样。“瞧人家小军，学习好，糊盒也快。”

　　当时我确是学校覆盖范围内的糊盒第一快手。记得某个夏季，我端个小桌在河边的大槐树下糊盒，在蜻蜓的飞舞和知了的鸣叫声中，溽热的阳光下竟围集了许多过路的行人，看一双机械般快捷准确的手把互相分离的纸、条子、浆子、底儿制作成一个个火柴盒。当时我被欣赏了一会儿后就满头大汗，（不是累的，而是害羞的），不久就仓皇的逃回了家。这件事立刻大家告诉大家式的广而告之。

　　据说当时我还有点儿“特异功能”：一边手在糊盒，一边耳听广播，一边眼看书，而这三项我同时都能兼顾，广播的内容我能复述，书上的故事我能讲出来，糊盒也没耽误。而这种已略带点儿传奇色彩的我的轶事却不是我记得的，而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于此我却有点儿怀疑，反正现在的我做不到。

　　同学的家长们很乐意我去串门儿，被夸的我往往会不请自来的当场表演“手艺”，当然家长们并非有心赚取我的义务劳动，而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回报表扬的刻意。一切都很自然。

　　最可笑的一次是我获得了区优秀红十字会员。糊火柴盒的我在手上、衣服上留下不可避免的浆子烙印，而一身浆子嘎巴儿的我却到全区去领取了标志讲卫生的优秀红十字会员奖，而且还上了广播新闻。类似的经历还延续到初中，我因为学习好而荣膺校足球队长，这大概正如一旦偶然成为烈士，他过去的一举一动都开始闪光一样。

　　糊火柴盒酿造的也并非全是甜蜜的回忆。一次到河边的核桃林踢球，却被父亲用小柳条鞭打着赶回家糊盒。我泪流满面的完成了当天的糊盒“定量”后，躺在床上，又泪流满面的想到了死，之后是满面泪痕的沉沉睡去。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小学，放学后班主任留下我给落后的同学补课，因担心当晚的糊盒任务，我就装着肚子疼想早点回家。幼稚的伪装谁也瞒不过，班主任直接揭露了我，我为此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包袱，还满怀报复的给姓姜的班主任起了个外号――姜米条儿。

　　火柴已经被打火机取代，现在的孩子们也比我们那时活得更轻松更愉快些，那等他们这一代长大后会有什么去值得回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