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从今年起在全省免征农业税，如何抓住这次免税契机，放大政策效应，创新农村基层工作机制，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最近安徽省有关部门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基层调查，广泛听取了干部群众的意见。免征农业税后，创新农村工作是契机与挑战并存，各方面的意见也是共识与分歧同在。
一、免税迎来定位乡镇职能新契机，提高对新职能的认识和克服不作为思想是当前加快职能转变的首要任务
长期以来，向农民收钱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从事的一项大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免征农业税也是为干部“减负”。在各地调查中，基层干部都认同免税后农村工作机制应有一次大的创新，赞同对乡镇工作新职能新机制重新定位，大家认为现在是正确定位乡镇职能最好机遇期。1、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前进方向和主要方针已经比较成熟；2、过去乡村组织和乡村干部面向农民收税收费，处在党群、干群矛盾的尖端，给群众的印象不好，免税消除了引起干群摩擦的一个重要因子，使基层组织能够在比过去和谐的群众基础上，按照新的执政理念履行新的工作职能；3、在农村基层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又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现在的确是转换乡镇职能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但是具体到新形势下乡镇党委、政府工作职能是什么，乡村干部应该干什么，大家认识并不统一。大家普遍认同应当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但对过去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乡镇经济职能如何定位，意见分歧比较大。有的同志认为，安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免税后仍存在财政缺口，今后乡村工作职能仍要以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为主。比较多的同志认为，乡镇经济职能应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转到以培育市场主体和营造经营环境上来，今后乡村组织不应直接出资出人办经济实体，乡村干部不应再把主要精力用于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具体经济事务。也有部分同志主张，纯农业乡镇可以大大弱化经济职能，转而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
对履行新职能，目前基层普遍存在着思想准备不足，转变措施力度不够和人才资金等条件缺乏的问题。例如对于如何开展公共服务，现在各方面模糊认识很多，许多工作条件不具备，工作措施到位率、落实率不高。五河县一位同志说：“乡镇事业单位大多都条条了，管理部门管得着、看不见，乡镇政府看得见、管不着，工作很难保障，农民迫切需要的服务没有多大起色。”还有同志反映，近年事业单位进人口子扎死，人才流动机制没建立，大中专毕业生分不下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人才匮乏，很多工作没有条件开展起来。比如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就很困难，安徽阜阳市全市乡镇卫生院本科生只有1人。与此同时，农民群众对乡村服务工作也不满意，大多数农户没有得到足够的技术、信息、信贷、劳务输出等服务。我们在调研中走访了一些农户，农户反映：“现在政府和我们‘两不找’，他们不找我们事，我们也不找他们事。”
很多同志提醒，处在职能转换时期，一些干部存在不作为的思想倾向。免税客观上减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从过去“收钱乱办事”转为“不收钱也不办事”的苗头。一些受访者强调，现在乡村干部为农民服务缺少必要的动力机制，干部愿不愿意干成了大问题。特别是村干部，由于收钱路被堵死，又几乎没有转干、升迁的可能，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倾向会明显增加。最近村级换届，参加竞选者比过去踊跃，原因之一是大家感到现在村干部报酬凭卡由国家发，基本收入有了保障，反而办事的担子比过去减轻了。
二、免税迎来改善县乡行政关系新契机，合理分配县乡责权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免征农业税是一场大变局，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乡镇村，县级如何开展工作，直接左右着农村基层工作的前进轨迹。如何在县乡之间分配责权，一直是多年来农村综合改革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免税为重新拷量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契机。调研组现场观察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担子确实比过去轻松许多。基层同志希望省里抓住这次契机，把乡镇责任大、权利小、手段弱，县乡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老问题解决好。
至于如何改善县乡行政关系，意见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这些年发生的强县弱乡新走势。一部分干部认为，免税后乡镇承受的压力不会减小多少，随着国家支农政策的加强，诸如基础设施、卫生防疫、教育、抗御自然灾害等事务大大增多，特别是目前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任务十分艰巨，应当进一步强化乡镇。这部分同志对这些年将很多乡镇工作单位划归上面管理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上收权力，事实上是架空了乡镇。
另有一些同志认为，对农村工作，县一级应该承担起比过去更大的责任来。1、县直部门把大量工作推向乡镇干，事实上降低了县级工作责任，乡镇同志很有意见。有的基层同志说，多年以来乡镇政府实际做的工作很多不是“份内之事”，说白了就是“给部门打工”：代表税务机关收税，代表交通部门修路，协助教育部门办教育，协助计生部门抓计划生育，等等。2、现在通讯、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信息搜集成本大大降低，县城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半径明显扩大，县级部门电脑网络已经可以掌握住县域范围内纳税农户田亩人口、贫困农户和民政工作对象等到村到户 的基本情况。从技术上讲，原来有些由乡镇承担的工作环节，已完全有条件改由县级政府部门直接行政。3、目前乡镇范围内几乎凡是有权的，具有吸纳能力的所站，诸如工商、税务、公安、法庭、司法、交通、土地、电力等机构，已经由上级政府部门直接管理或设置为派出机构。分税制后，乡镇财权萎缩，乡财县管后，乡镇更是只有支的功能而没有收的权力了。既使是对乡镇自身机构的干部，乡镇也只有分配工作的权利，没有调配干部出入的权利。有些乡镇干部表示，乡镇机关形式上是政府组织，事实上已经是派出机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如顺势而做，加大县级工作责权，把一部分乡镇事权上交县级，一部分事权交给经济社会组织。
也有少数同志希望调整幅度更大一些，前进得更快一些。有同志建议，取消乡镇政府，设立县政府派出的管理服务区，管理区有五六个行政干部从事综合协调工作即可，在管理服务区下面由县派出二至三名行政干部从事行政村工作，同时设立类似日本农协那样的综合服务组织。还有同志主张，在保留部分经济重镇、中心镇的同时，干脆撤掉大部分农业乡镇的政府机构，把乡镇干部安置到村级从事工作。
三、免税迎来改革乡镇机构新契机，安置好富余干部是乡镇机构改革必须解决的主要难题
免征农业税既“减税”也“减事”，使“减机构”条件更加成熟。过去乡镇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原因之一是乡镇政府不恰当地承担起了“征税机关”的责任，乡镇干部不恰当地干起“协税员”的工作，工作任务繁重且与乡镇干部收入利益相关，机构没有不膨胀的理由。正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所形容的，“过去70%以上的精力用来向群众收钱，只是为了养活干部自己的嘴”。现在，免税使“征税机关”、“协税员”失去维系下去的理由，乡镇干部从收钱中彻底解脱出来，一下子使时间与人员都富余起来，这就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这次乡镇机构再精简不下来实在说不过去。
实践中再次精简机构有多少胜算？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大多数同志充分肯定其必要性而担忧其可行性。即使是精简分流压力比较大的地方，也有同志支持进一步精简机构，一位北方人口大县的镇党委书记坚定相信：“彻底精简乡镇机构，解决‘僧还多，粥锐减’的问题，镇干部61人，还可以再减少20人”。更多同志支持继续开展撤并乡村工作，继续压缩财政供养规模。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前几年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步子迈得太小，没有动真格的，小乡小村仍有不少。也有同志支持继续撤并乡镇，不赞成再继续撤并行政村，主要理由是村级债务造成各村经济利益差别很大，硬行“捏”在一起会带来不良后果。但现在横亘在精简机构面前的一座大山是富余干部出路不好解决，由此使许多同志对精简机构的自信心打了折扣。我们现场考察了寿县一个大镇，去年该镇合并进来另外半个乡，镇领导班子人数膨胀到19人，另有非领导职务干部8人，一般行政干部26人，在编事业单位人员49人，超编在岗人员31人，退休人员56人，每月需支付工资达11.8万元。调查所到之处，凡是分流人员压力较大的市县，对再行撤并乡村普遍不持积极态度，强调保持稳定，不宜再动。
四、免税迎来改革农村财政体制新契机，财政缺口和乡村债务是能否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大挑战
免征农业税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对农村工作最直接的影响是极大地改变了基层组织运转经费的来源，基层组织运转从此失去了农业税收入这一财源，这就为新阶段在县以下建立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创立公共财政新体制提供了极好契机。
但长期对农业税收入比较依赖的地方，相当担心今后财政转移支付能否保证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有同志指出，免征农业税是一把“双刃剑”，搞好了可以推进农村工作，搞不好也可能扩大财政缺口，加剧县乡财政困难，对农村工作反而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各地反映，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常有“杯水车薪”之感，县乡财政“吃饭财政”的困难局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有基层同志说，免税后乡镇财政将只够“最低层干部执行最低工资”。同时，免税可能加大对县乡财政支出的约束，有同志说，有限政府尚未建立，有限财政已露端倪，目前情况下，基层财力已不可能再挤出更多财力支持县乡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利辛县平均每个乡镇一年只有2万元的运转经费，只能维持最低水平运转。阜南县朱寨镇每月只有2000多元办公经费，只够付电话费、电费等日常开支。
乡村债务问题悬而未解，是目前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最头痛的事情，免税降低了乡镇村还款能力，乡镇村干部倍感压力。凤阳县有个镇负债2400多万元，镇办公楼因欠债被法院查封，公用车不敢入公家户头，一入就被法院查封。利辛县纪王场乡政府因欠债收到法院72张传票，乡办公大楼已经被法院判给债主。阜南县一些村干部因债务被法院传讯、扣押，有的村委会主任当选后，因怕吃债务官司，不愿公开担任村长，只愿挂名“临时代理”。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债务问题虽然不是税费改革直接产物，但在部分地方已开始对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有效使用构成威胁，被债主逼急了，财政扶持资金完全有可能被挪用还债。基层同志强烈要求省里参照困难国企有关办法，制定有力措施支持县乡解决好乡村债务问题。
五、免税迎来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新契机，引入民本方式、法治方式可以借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定位新职能是解决“干什么”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过去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压力型”体制内从事工作，工作方式是纯管理型的，工作方法是命令式的，这种方式方法明显不能适应实践“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在这几年农村税费改革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之上，免税进一步给基层组织和干部“减事”，为他们乘势改进、完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提供了一次极好契机。
在新形势新任务的更高要求下，目前农村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存在三个问题：其一，许多干部仍习惯老办法。这些年乡村干部逐步失去一些在催耕催种、征税收费过程中形成的硬朗手段，免税又使基层少了使用减免农业税进行调控的手段，加上群众集体认同感也在下降，不少乡村干部都在讲手段弱化了，“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是最普遍的提法，话语中体现出一丝对过去老办法的留恋。其二，干部素质跟不上时代步伐。五河县大新镇一位干部说：“现在一方面是部分干部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工作没人做，原因是干部能力、素质和知识结构跟不上变化。”村干部也存在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凤阳县对全县70个党建工作比较落后的村进行调查，党员平均年龄55岁，其中60岁以上的占党员总数的5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5%.其三，民主的办法、法治的办法实行起来困难重重，民主管理面临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的难题，依法治村面临政法力量不足的困难，民主与法治难以成为基层干部得心应手的熟练“工具”。
许多同志建议，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需要做大量长期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强干部培训工作，需要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加强法治机关法治队伍建设。目前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第二、三阶段“先教”活动应把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列为乡镇和农村党员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以此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基层干部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意识，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目前正在进行的县级机关“先教”活动，应当把改进县对乡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作为重要内容。基层工作方式方法大多来源于上面。有上行下效的因素，也有上面“加压”的因素。不少乡镇反映，现在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党建等各种考核评比越来越繁多。尤其应付计划生育一项检查，乡村干部平均一年就要花去4到6个月时间。部分县市仍在对乡镇实施打分考核办法，考核事项越分越细，考核表越来越多，冲淡了对重点工作的考评。五河县一位镇党委书记说：“很多检查、考核要求购置车辆、制度上墙、有软件资料、经常开会部署等，哪一点做不到就要扣分，有的乡镇因为只差零点零几分而被一票否决，基层戏称为‘数字化管理’。每项检查乡镇都得有财力作保证，加重了乡村负担。” 基层很多同志呼吁县以上机关要带头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为基层“松梆”、“减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