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与税收的 “隐性纠结”

　　如果说会后重排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增加民生福利与降低民众税负肯定入选无疑。

　　增加民生福利、降低民众税负是新世纪以来每年两会的主打话题之一。期盼年年提出，“一增一降”则一年比一年纠结。这是事实，想掩饰也难。

　　现阶段要增加民生福利，内容极多，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基本民生福利之历史欠账。要想把这些欠账都还上，恐怕到“十三五”末期能把各项欠账都“做平”，就已是个很不错的结果。

　　偿还民生福利欠账之外，新的民生福利常因某个突发事件的爆发而不能不仓促提上实施议程。在此仅举两例：

　　例一是“校车工程”。这事肯定得做，但若不是连续翻了两辆校车造成数十名学童伤亡，政府肯定还想再拖上几年予以安排。可舆论不依不饶，“逼”着政府提前行动，承诺在三年时间内，花400亿元财政资金，把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车大体配齐。官方语言一向含义丰富，“大体配齐”的含义，按笔者的理解相当于“低水平覆盖”的意思。

　　例二是“蛋奶工程”。也即每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童，每天免费吃一只鸡蛋和一盒牛奶。这事肯定也得做，但若不是去年民间慈善组织先做了起来，迅及得到舆论颂扬并转而向政府施加压力，这事政府至少也得等几年再酌情来做。两会之前，政府急匆匆决定每年挤出160亿元，先覆盖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童。就这么着政府还生怕“蛋奶工程”成为两会“热点”之一，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对此予以了说明。

　　这两笔民生福利开支，事先均未纳入2011年的政府预算，但最后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去年一年，这类“预算外”并非仅以上两例。今年这样的“预算外”只会更多不会减少。但究竟具体投向哪里，目前尚不好预计。

　　新世纪以来，政府财政年年赤字，今年也不例外，赤字安排了9000多亿元。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头2个月的财政收入是2.08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大抵是1.9万亿元。拿后者与前者作个对比，今年国家预算赤字大体相当于1个月的税收。

　　两会上，批评税收太高、主张降税的声音代表着大多数民意。笔者也如此，打心眼里盼望高福利和低税负。两会期间，哪位代表委员若说税收不算太高，肯定活该挨骂。政府也识时务，对此一声不吭。可平日里，每当舆论“痛斥”一波税负太重，政府财政官员或财政系统内的学者，总会“适时”站出来强调国内税负不算太重，甭说与发达国家比，与世界平均税负比也还要低上一截。

　　然而，政府的辩解从未被民间舆论所接受。摒弃成见与误会，笔者以为这种互不买账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中外税制不同，直接比对税收占GDP的比重犹如“鸡对鸭讲”，讲了也是白搭；第二，民间的判断偏重于感性和感觉，官方的解释照说应该是理性的——拿真实统计分析说事，可惜官方对信息的公布极为吝啬。

　　民间有句老话：要想让马儿跑得快，就得给马儿喂饱草料。拿这句老话所揭示的朴素却深刻的哲理来度量福利与税收的关系非常贴切，而经济学的解释则会文绉绉许多。经济学告诉人们：福利与税收呈正相关，高福利国家通常一定是高税收国家。

　　不过，“双高”并非与生俱来，要使“双高”能长久维持，还必须要另有一个“双高”——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高利润的高新产业作为高税收的支撑。否则前一个“双高”的内在平衡会因入不敷出而扭曲，直到发生“欧债危机”。

　　二战后，确切点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北欧诸国包括这回差点破产的希腊普遍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双高”政策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维持长期执政的主要经济社会政策之一。但时间一久，由于后一个“双高”未能持续支撑前一个“双高”，而民众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负却系人的本性使然，为维持住选票，北欧包括中欧诸国甚至包括英法，执政集团只能不断寅吃卯粮，最终弄到今天这般难以为继状。

　　中国目前正从低福利国家向中等福利国家转型。将来若有幸成为高福利国家（笔者以为若拿北欧作参照绝无可能，因为中国人口与资源禀赋都不允许），那么同时一定是高税收国家。而在当下的中国，既提高福利又不至于提高税负，从理论上讲，的确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还是从理论上作推导，这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福气之一。

　　“操作空间”在哪里？就在两会代表委员的发言里。譬如，政协委员、前审计署长李金华说，稍改变一下大手大脚花钱，政府一年省几千亿好比小菜一碟。譬如“三公腐败”稍收敛一下，立即又可省出几千亿。可是，这些都只是从理论上推导，不代表实际的可操作性。识者所知，这些个痼疾和腐败均涉及现有体制的“基因欠缺”，不是轻易修修补补可解决的。尤其需要挑明，就算一切“顺心顺意”——譬如有“深层次政改”在前面开道，依赖政府厉行节俭来增加民生福利终究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度挖潜。

　　有了上文作铺垫，笔者想对各位看官下两个商榷式的结论：结论一，在每年安排赤字财政、舆论对提高民生福利所形成的压力愈益强大之时，整个“十二五”期间，成规模减税的可能性为零；结论二，若脱离发展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再不对增加福利作轻重缓急之区分，而一味被舆论或突发事件“牵着鼻子走”，花钱越多、福利的边际效益和社会效果反倒减损越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