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俄罗斯两国都在实行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但中国与前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改革的起点、方式、成本及改革的效果都大相径庭。国际学术界对中俄改革的进程与成效都有不同的解读，但一般以肯定中国改革的为多，支持俄罗斯改革的为少；否定俄罗斯改革的为多，批评中国改革的为少。

　　一、不同的改革起点及其原因

　　前苏联从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1985年3月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时68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时74年。在这期间，前苏联探索并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军事技术成就，成为世界上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政治力量，是两极世界中一极的政治、军事和精神领袖，是举世公认的超级大国。

　　但前苏联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与不少坎坷，出现了重大失误。前苏联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划分敌友势力范围，组成政治经济联盟和军事对抗集团，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并对国内实行高压管制与恐怖统治，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的80％与军事有关），对外搞强权政治，“输出革命”，“莫斯科之手”无处不在。在前苏联，计划经济为时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危害也就最烈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与强权政治使前苏联经济疏漏百出，计划制订者几十年“不断完善的详尽计划”并没有使其经济摆脱的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商品短缺和体制危机的长期综合症。

　　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经济改革和政治新思维时，前苏联累积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与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上长期以低效率和低效益（“两低”）为其主要特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有限，特别是与西欧和美国相比，人均生活水平与经济福利更是相差甚远。

　　但相比较而言，7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强权政治而累积的政治问题远较经济问题要多，而且政治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复杂、更尖锐、更深刻，政治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具迫切性和严重性，人们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与呼声也较经济改革强烈。所以，前苏联在改革伊始就着眼于政治领域，提倡新思维，批评甚至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实行各加盟共和国总统的直接选举（如1991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为哈萨克斯坦总统）。因此，前苏联改革始于政治领域是由前苏联近70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行强权政治而累积了太多、太尖税的政治问题使然。

　　我国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这段时间为29年。虽然在这期间我国的政治经济也产生了少问题，如政治上发生过“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不断，而经济上商品极为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民普遍贫困。大部分人生活在基本温饱线以下。也就是说，当时（1978年）的我国虽然存在着政治问题和经济危机，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们的生活温饱问题即人们的基本需要问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迫切而严重，因为广大民众面临着生存这个根本问题。中国领导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认为只有解决经济问题，为数亿中国人的生存提供物质条件，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1978年12月我国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是当时解决危机的“紧迫性次序”所致。

　　再将我国与前苏联进行横向比较。改革伊始，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1949～1978年）远较苏联（1917—1985年）为短，并且在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理论、措施和方针政策上的做法也与前苏联迥异，因而我国累积的政治问题与政治矛盾较前苏联为少，尖税程度较前苏联为低，民众对政治的反感与体会较前苏联为轻。因此，前苏联改革伊始就选择了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虽然前苏联的生活水平（1985年时人均GDP为6000美元）较西方国家为低，但在当时的经互会成员国中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如当时我国的人均GDP为280美元）远较前苏联为低。即使在我国经济连年增长、俄罗斯经济连续衰退的2000年，俄人均GNP仍为3500美元，而我国只有800美元。因此，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世界近l／4人口的生计和生存问题，因而我国选择经济领域为改革的突破口。

　　二、改革方式的差异

　　中俄两国的改革选择了不同的起点：我国开始于经济改革，前苏联起始于政治改革。就经济改革而言，其改革的方式也迥然不同：我国采取渐进改革、逐步推进的方式；而俄罗斯采用激进改革、“休克疗法”。

　　虽然两种改革方式都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但它们的成本与代价是不相等的。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改革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改革成就：生产连年增长，1979—2000年的20多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在9.5％以上，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7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至于人们每个月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改善”

　　而俄罗斯的改革却造成了经济全面、深刻的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混乱和衰退。并且俄罗斯的这种复合型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同于西方常见的经济危机：（1）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结构性危机，更主要的是体制危机、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解决危机的困难要大得多、复杂得多。（2）俄罗斯既无成熟的市场，也无丰裕的资金，并且财政赤字严重（其中2000年的赤字占GDP的6％以上），政局连年动荡，外资来源有限，所以在危机发生时不可能较快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3）俄罗斯的危机是综合性的全面危机，它不仅包括经济危机，还包括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所以，这种危机解决起来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此外，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方式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机制作用有限的俄罗斯而言，这些政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三、改革成本分析

　　中俄两国采取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不同方式：中国选择了渐进改革，俄罗斯选择了激进改革。这两种改革方式不同，利弊各异，成本有别。

　　就渐进改革而言，其有利之处在于：（1）渐进改革是逐步推进的，社会上的各种利益主体有时间来适应新形势与新政策，降低了各自的机会成本，减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摩擦；（2）通过对改革的逐渐推进，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大失误，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3）渐进改革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时没有一下子废除旧体制，各种经济成份可以在两种体制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但渐进改革也有其不利之处：（1）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同时，又要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因此，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创新，这就加大了渐进改革的难度；（2）渐进改革使“双轨制”甚至“多轨制”长期并存，给投机倒把和各种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了发财致富的难得机会，在客观上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这就增加了新体制建立的社会成本；（3）渐进改革一般是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人中率先推行，容易造成地区间、部门间、行业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及收益差别过大，从而造成社会分配差距；（4）渐进改革的程序，一般是从简单到复杂，先易后难，是“增量改革”，即改革主要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以外进行的，如我国在原计划体制外大力发展了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改革以“放‘为主，而计划体制以内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邮政、保险、通讯、政府机构、铁路、新闻媒介等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放“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改“仍显不够。在以后的改革中，我国的改革将会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即改革愈到后面其难度愈大。

　　俄罗斯开始推行的是激进改革方式，以后逐渐转向渐进改革，但它的渐进方式还是带有不少激进色彩。激进改革的有利之处在于：（1）激进改革能较快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避免“双轨制”长期并存，减少不同体制之间摩擦的时间与成本。也就是说，在快速的体制转轨过程中即使存在贪污与腐败，但一方面由于社会、新闻、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法制的较快完善，必然产生对腐败的强大威慑；另一方面，由于激进改革，体制过渡时间较短，即使有腐败，也不会为时过长（如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2）新体制一旦建立，一般不易出现反复，从而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业，并能使新体制较快发挥作用，产生体制效益；（3）激进改革从一开始就触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核心问题，是“存量改革”，即对原计划体制内的问题进行“攻坚”改革，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垄断、政府机构及其它一些敏感部门，并且以“改”为主，“先难后易”，即先攻下原计划体制中难“啃”的骨头，再做体制的完善与修补工作。

　　但激进改革也有其弊端：（l）激进改革突然破坏了旧体制，必然伴随社会的政治动荡，使激进改革措施难以付诸实施并发挥作用；（2）激进改革使国有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新体制，又不能迅速私有化，使大量的国有资产不能发挥作用，将长期处于闲置和亏损状态，造成人、财、物的严重浪费（如俄罗斯）；（3）急剧的制度变革使民众来不及适应新体制，从而产生心理失衡和对立情绪，影响新体制的全面推进；（4）激进改革必然伴随法制不健全等现象，为少数人钻法律空子提供机会，造成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动荡；（5）激进改革破坏了旧体制，新体制又难以很快建立，社会处于休克与瘫痪状态：普遍贫困、大批失业和猖狂犯罪。俄罗斯和独联体诸国现在的状况都是激进改革所造成的综合症。

　　四、改革效果比较

　　中俄两国改革的起点、改革的方式及改革的成本不同，改革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但世界上以赞同我国改革的为多，肯定俄国改革的为少。

　　世界银行前任行长卜沃尔芬森赞扬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的改革政策，他把我国比作一艘航空母舰。他强调指出，“激进的经济改革会带来一定危险，而慢慢推进的渐进改革要比冒着失控的危险而猛烈推行的激进改革明智得多。”。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D.布坚科博士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作出了审慎的决定，选择的方式不是破坏性的突变和唐突的政治剧变，而是有根有据的改革，既保留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又剔除了消极成分，并以妥善的方式，不引起较大痛苦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并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混合型经济，是繁荣和振兴国家经济的动力。”

　　从1979—2000年的20余年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引进外资大量增加，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8年我国的GDP为3624亿元，2000年达到87000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我国GDP总额位于美、日、德、法、英、意之后，居世界第7位。2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5％，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比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与俄罗斯相比，更凸显其高成长性。

　　此外，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00年的4757亿美元，名列第8位。如果以欧盟算一方，我国在世界上则名列第4位。改革开放前，我国利用外资几乎为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在4500亿美元以上，其中2000年为408亿美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1979年我国仅有外汇储备1.6亿美元，2000年外汇储备达到15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2位，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000倍。“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为抵御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际信誉和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与我国相比，俄罗斯有许多得天独厚的发展经济的条件，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条件，如俄罗斯拥有世界森林资源的40％，石油的40％，天然气的45％，是世界上人均国土和人均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80％以上的成年人受过中等或高等专业教育，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诸多领域中俄罗斯在世界上均居领先地位。所以，从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来看，俄罗斯在世界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但前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自1985年开始政治改革以来，生产锐减，产值连年下降。1994年俄经济增长率为－1.5％；1995年为－4％；1998年为－6％；1999年俄经济被认为已跌入“谷底”并有所回升（3％）；而2000年因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扬而使俄经济增长较快（6％），但今年以来经济又开始回落。据统计资料，1990－2000年俄经济实力下降了55％，1989年俄GDP为美国的18％，2000年为美国的4％。俄罗斯经济实力比前苏联解体以前下降了55％以上。而在“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前苏联生产下降也只有30％；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生产下降也只有25％。而现在俄罗斯的生产下降不仅超过了“卫国战争”（1941一1945），也超过了史无前例的“大恐慌”（1929－1933）。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据IMF的统计资料，俄通胀率1991年为168％；1992年为2507％；1993年为844％；1994年为294％；1995年为131％；1996年为22％；即使情况较好、经济有所增长的2000年，通胀也有20％。俄罗斯经济转轨10年（1990—2000），物价上涨了5000倍，投资下降了90％以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农业生产方面，1993年是俄农业的丰收年，粮食产量为1.03亿吨，但1994年下降到0.8亿吨，1995年产量为0.65亿吨，而2000年只有0.68亿吨。而俄罗斯对粮食的年需求量为0.9亿吨，因此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数千万吨粮食。要知道，在沙皇俄国时期（如1900年），当年俄罗斯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俄罗斯国内的消费需求，而且能满足全欧洲的需要！历史前进了100年后，俄罗斯居然退化到了连粮食都不能自给的程度。“人少地多”的俄罗斯要靠出售武器、能源和原材料换取外汇，再在国际市场上与那些“人多地少”的国家争购粮食，真令人不可思议！

　　资金对俄经济转轨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俄生产下降，财政赤字、通胀严重，国内积累率不高，资本形成有限；另一方面，因俄政局剧烈动荡（如1998年叶利钦总统曾更换了7届政府，可能创下了世界之最），又缺少对外资的有效保护政策，黑社会势力猖獗。因此，即使情况较好的2000年，引进的外资也只有45亿美元（同年我国引进外资408亿美元），与俄对外资的巨额需求相差甚远。同时，据俄罗斯经济部估计，俄每年外流资金在300亿美元以上。因此，无论是国际经济组织（如IMF、IBRD）的多边贷款，还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双边援助，抑或是西方商业资本家的对外投资，都因对俄罗斯的形势顾虑重重而裹足不前。

　　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苏联进出口额为522亿美元，据世界第7位；1988年为1150亿美元，列世界第8名；而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对外贸易情况最佳的2000年，俄罗斯的进出口额也只有1200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2位。而在出口产品结构中，除部分军工产品外，大部分为原材料及能源等初级和低附加价值产品。

　　五、结束语

　　2000年威廉戴维森学院就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征求了100名来自西欧、北美和独联体知名转轨经济学家的意见。其结果是，有66％的专家认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比预期的要差，经济运行状况比预料的要糟；有53％的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在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而40％的专家则认为5年后的情况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差别。至于未来10年的情况，有2／3的学者预计年均增长率将达到l－3％，而21％的专家认为增长率会达到3－6％，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俄经济会持续衰退下去。

　　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还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荡，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广大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福利制度突然崩溃，使得人们难以接受改革，特别是激进的“休克疗法”。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情况》的报告认为，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已迫使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采取比较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包括“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部分议员）认为，温和而渐进的中国式改革是可行的榜样。

　　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已发生剧变，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今后所要进行的改革开放更要“以苏为戒”或“以俄为戒”，以稳健的战略选择推动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