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是中美会计准则制定制度安排最大的差别，这是由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现实决定的。加上我国政府突出强调国有资产代表这一身份，从而使政府完全主导会计准则制定，会计规则制定的另外两个主体——企业和注册会计师将处于从属地位，造成了实践中他们对会计规则制定的积极主动性不高，对政府制定的会计准则执行起来采取有选择的态度，甚至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会计信息失真就成了一种无可奈何必须面对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角色定位将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美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各不相同。

　　(1)20世纪30年代前，各企业自行制定会计规则时期。当时美国会计界处于一片混乱景象，对资产的计价流行多种方法，只是企业出于自私的目的才逐渐形成了某些会计惯例。这一阶段里，停滞和混乱的会计状况与急剧发展的经济形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们竞相隐瞒财务信息，编报虚假的会计报告。对企业经济真实的扭曲最终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和瘫痪。危机的惨痛教训，迫使美国政府开始走上会计制定的前台。1933年《证券法》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统一会计规则，1934年《证券交易法》授权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新机构取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统一会计规则，并接受注册会计师的监督。

　　(2)1933—1973年，以市场为导向引入政府机制制定会计准则时期。这一期间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是通过“市场公认”的方式实现的。在美国公认的会计原则就是指那些受到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各会计准则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权威团体支持认可的会计的原则。这是“引入政府机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制定会计准则的法定权限，但一直未直接行使权力，而是授权注册会计师协会来制定和颁布，证券交易委员会只保留事前参与研究和事后行使否决的权力。

　　(3)1973年至今，具有更大权威和更具政府代表性的会计机构健全和发展会计准则时期。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均从经验和教训中领悟到，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将更有利于会计准则制定的健康发展，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的国会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进行了直接干预，在国会成立了两个下属委员会对会计界进行了检查，并举行听证会，了解会计界对制定准则所取得的进步。所以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尽管仍是个民间机构，但其公布准则的说明时，不得不考虑国会中政治势力对会计准则的态度。

　　目前美国制定会计准则制度安排的一般特征。

　　1、组织的广泛代表性。(1)财务会计基金会由8个赞助团体构成，每个团体都有成员代表其自身的利益，除了这些团体外，财务会计基金会还可以任命来自其他部门的自由成员，如银行联合会长期有一名成员参与财务会计基金会的日常工作。(2)建立了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来自几乎所有关注会计准则的行业和部门，这些成员定期(每季度一次)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谈会计准则制定等问题。可以说这种制定安排可在相当程度上将各自利益集团的意见，传递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3)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反复征求各方意见。特别是根据1977年4月“会计准则制定结构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将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会议公开，以便公众了解准则制定的过程，也方便社会公众参与准则的制定过程。

　　2、充分的程序。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充分的程序，使得准则制定过程中能充分地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并且，几乎从准则立项开始，一直到准则的最后发布。全过程都处于“摄像机”的监督之下，亦即：过程中几乎所有会议都对外开。

　　在准则立项阶段，社会各界，特别是咨询组的成员等，都可以提出意见，经过甄别、筛选，确定列入FASB日程表的项目后即进入研究和准备阶段。此阶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下一阶段所起草的研究报告及准则草稿的质量，对某些问题的倾向性处理。因而，美国各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对研究和准备阶段的“合理”干预，影响、左右准则起草小组的思维，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研究和准备过程的公开性，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界较早地关注，参与到制定中来，也能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准则有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而判明自己是否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干涉准则的制定。

　　在准则的研究和准备阶段，就让社会各界参与到准则制定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最终所制定的准则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起草阶段一般先草拟一份研究报告或称“讨论备忘录”，罗列各种可行的理论和可行的处理方案，向社会各界免费发放，以尽可能广泛地取得一些倾向性意见，便于下一步制定准则时确定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案。

　　FASB根据反馈的意见拟定明确表明FASB所支持的方法的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开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具体确定要不要发布准则及发布怎样的准则。确定时FASB是以7位成员的最后投票表决为最终依据，并且几乎每一份准则最后都要说明表决情况，委员们的反对意见也附在准则后面。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会计规则制定的区别。

　　(一)会计准则制定主体一政府的角色不同。在美国，政府由于具有暴力比较优势而逐步成为准则制定的主体。但准则的制定过程保证了与会计规则有利益关系的各相关主体博弈的需要，其间政府仅是以利益主体之一的身份介入会计规则的谈判的，准则并不因引入政府机制就成为政府意志的体现。

　　在我国，政府作为会计制定的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其原因在于：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欠发达，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政府在宏观经济计划和协调中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更为艰巨的任务，必须在更多方面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财务信息亦是政府出台宏观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的依据及检验手段。其次，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原有的政策制定方式具有惯性，且这种政策制定方式仍存在运行上的有效性。第三，在我国，政府在整体上是企业最大的投资者，也是绝对最大的企业外部利益主体，因此，政府有集社会管理与资产所有者于一身，具有社会调控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权威身份。由于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会计准则主要体现了政府的有关需要。与美国政府角色不同，中国政府不仅以社会调控者身份对制定会计准则直接施加影响，而且以资产所有者身份直接制定会计准则。可以这样认为，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中，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在协调利益关系问题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它既是超脱又要代表国有资产的利益，实现这一点在国际范围内尚未形成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中国政府在制定及修改会计法规及准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举棋不定，正是解决这种矛盾艰巨性的生动表现。由此决定了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度安排具有自身的特点。

　　(二)会计准则的性质不同。在美国，会计准则实质是一份“社会契约”，是企业的各外部产权主体与经营者通过谈判达成的关于通用会计规则的约定，是与企业剩余有关的各利益主体的代表进行博弈的结果。其制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遵循了“实践一理论一实践”的步骤，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实践的总结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上。美国政府以单一社会管理者身份对这一过程发挥作用，有效地确保了会计准则的“社会契约”性质。

　　在我国，会计准则的缘起、制定机构、制定程序上均主要由政府一方参与，其间并无一个社会各方就各自利益进行谈判的过程，会计准则制定的参与面较窄，一些专家咨询只是一种参考。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遵循了“直接借鉴一实施”的步骤，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统一会计规范的推行上。会计准则从形式到内容都由政府根据需要决定，故会计准则实质是一份由政府下达的反映其意愿的规章。这种准则的立足点是为了保护国有资本的权益，体现了维护国有资产完整无缺并有效增值的宗旨。我国政府的双重性质使之具备了全权制定会计准则的恰当身份。

　　(三)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约束力不同。美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上一方面引入政府机制，一方面其准则制定过程也为企业界积极参与制定准则的谈判留有空间。准则的契约性使其不会因政府的干预加重企业的税收，而且当准则会影响到企业财务报告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筹资能力及在市场上的“形象”时，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准则制定的谈判而进行干预。如FASB在制定补偿性认股权会计准则时，企业界认为它会降低企业的筹资能力甚至国际竞争能力，因而主动干预。

　　在我国的会计准则约束下产生的会计信息必然较多地服从于政府的利益。但改革开放后，现实中企业利益主体已显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而会计信息是企业务利益主体分配剩余的重要手段，现行的会计准则难以满足兼顾各利害关系多方利益的需要，则企业在招待具体会计准则中出现各种不规范地为，就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而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