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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发展的最重要规则应当是“适应环境”。而新会计准则出台的原因,正如I鄄ASB的主席在分析FASB制定准则的依据时说的那样,就是“环境使然”。笔者认为,正在推出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不但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衍生物,更准确点说是突发性经济事件的产物,就如同2001年以来美国出现的系列财务丑闻案催生了《2002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中国准则体系也是受以下几方面事件突发催生的:
第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
第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频繁出现的会计信息失真以及股市波动问题,部分暴露出会计规范不完善和准则既定原则广泛适用性问题,既定的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滞性和主观性导致整个会计和审计行业受到批评。
第三,加入WTO以来,发达国家设置种种壁垒阻挠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诉诸各种反倾销诉讼使中国遭受了大量经济损失。例如,2004年欧盟在评估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就设置了独立于双边协定和WTO规则之外的条款: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账目清楚的会计记录,该会计记录应当由独立的机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诸如此类的“霸王条款”是促动我国推动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最直接外部动力。
新会计准则的主要革新措施基本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对会计核算基本原则的革新
美国会计准则和IFRS比较侧重公允价值的应用,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新准则体系中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不再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并入会计分期基本假设,历史成本体现在会计要素的计量中。但也继续保留了重要性原则、谨慎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等,也强调了可比性、一致性、明晰性等原则。
考虑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现状,本次准则体系中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方面采用了公允价值。但是总体上说,新会计准则体系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公允价值反映现时价值,与决策确实比较相关,但其可靠性的取得难以确保,而且公允价值增值的收益并无相应的现金流。另一方面,IFRS也并未完全否定历史成本计价,因此公允价值运用程度上需要慎重考虑。
对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变革
一是单独设置了《金融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以独立于非金融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体系,规范新会计准则体系下金融企业会计科目的设置,账务处理,报表体系的构成、报表项目的内容、报表格式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等金融企业应执行《金融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
二是在准则体系中,只适用于金融企业,或者偏重于金融企业应用的会计准则达6项。前者包括《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两项准则,只适用于保险公司;关于金融工具的4项具体会计准则主要适用于金融企业,但非金融企业对所涉及的金融工具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则也应与其协调一致。
之所以为金融企业单独“开小灶”,其实就是符合上文所提出的突发性经济事件的理论的,在金融企业中蕴含的更大的风险因素促成新准则体系必然要对其强化制度约束力度。
部分具体会计准则的主要变化
(1)企业合并准则。中央控股或集团内企业之间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并交易行为,合并对价也不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代表公允价值,因此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以避免利润操纵。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可以有双方的讨价还价,是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因此有双方认可的公允价值,并可确认购买商誉。商誉的减值问题在资产减值准则中单独予以规定,只减值不摊销。
(2)资产减值准则。明确了若干项资产减值迹象,以及可收回金额为协议销售价格减去处置成本后的净额或者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同时明确所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3)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
(4)捐赠与补助准则。IFRS对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采用全面收益法,但中国有所不同,准则规定对研发拨款等文件明确会计处理方法的,应从其规定(例如将专项拨款视同国家投资,计入资本公积);没有特殊规定的才计入收益。
(5)生物资产准则。本准则主要规范农垦企业对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将生物资产划分为生产性、消耗性、公益性三类,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该准则不引进公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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