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GDP”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H W 阿恩特，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GDP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但是与此同时，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8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5 5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的继续，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但不能保持，并且有更快速度的恶化。”这使得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Goldsmith，1972）；1972年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GDP年增长8 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 8%的增长率。1989年卢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DomesticProduct）。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印尼从1971年到1984年间，虽然GDP的增长率为7 1%，但是扣除由于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后，实际增长只是4 8%.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GDP增长率的70%.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牛文元，1997），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指标，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判据。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真实储蓄率既抓住了财富现实衡量的本质内涵，也着眼于用真实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去衡量财富影响的长远后果。”1996年Wackernagel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Footprint）。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产土地面积。世界按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仅为2 3hm2；地球承载能力1 8hm2.如果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的话，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球承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世界资源研究所，1997），把全球生态系统共分20个生物群落区，由此，他们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之间比例关系（1∶1 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二、我国“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81），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属于MPS，即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

　　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SNA核算体系（1968修订），该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但是由于SNA核算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性，即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状况及其内在的、本质的相互关系，因此，以SNA为基础，对SNA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D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坚艰的任务。

　　第四阶段（1995～现在），SNA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1992修订）与SEEA体系（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SEEA与SNA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SEEA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SNA做了拓展，即将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资本使用的一部分考虑进去。就在中国政府开始研制自己的SNA体系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五个国际组织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组织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国民核算专家对旧SNA体系（1968）进行修订。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核算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力求保持中国SNA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数国家的SNA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目前，国内从事国民核算体系问题研究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的相互关系研究；

　　2）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3）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帐户”（GDP）的生产方式方法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4）关于“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核算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研究。

　　三、资源环境核算的基本模式及我国资源环境核算

　　1 资源环境实物核算。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核算，逐步建立资源核算帐户。挪威是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挪威政府首次公布并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数据、报告和刊物。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报告。自然资源核算的目的是，提供最新的和质量较好的数据和信息，将自然资源开发计划与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促进资源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在挪威的自然资源帐户中，将自然资源划分为实物资源和环境资源两大类，构建了包括森林、土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一系列完整的实物资源核算体系；芬兰按照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模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法国的自然资源帐户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帐户。这些帐户描述并度量了环境资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其实物帐户类似于挪威的实物帐户。

　　2 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SEEA）。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银行共同领导了研究项目———《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该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探索如何实行环境核算，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初步确立了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1988年世界银行资深专家埃尔·塞阿弗（E L Serafy）发表《合理计算从消耗自然资源中获取的收入》，提出收入的持续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只有扣除自然资源的损耗，才能真正体现财富的增加质和量。1989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银行组建联合工作组，开始致力于自然环境/资源实物/货币核算可行性的检验，并设计出了一些替代性的宏观指标，以反应收入与生产的环境调节性和持续性（Ahmad，E.L.SerafyandLutz，1989）为了推动SEEA走向实践，SEEA的各部分作为专题在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尼亚、菲律宾等国家进行试点。而以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对其本国资源进行了核算（1991）。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SEEA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设计出较为完整的SEEA实例体系，给出了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印尼也于1996年完成了本国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帐户核算，并初步完成了核算矩阵的构造及1990～1993年的实例估算。欧盟结合自身特点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欧盟统一模式。

　　3 中国资源环境核算及会计制度。我国早在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与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该项目主要侧重于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1996———1999北京大学先后应用“投入产出表”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的综合核算，该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国家环保局（1998）以及中国科学院研究小组（2001），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即把财富扩展为四大资大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分别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计算与分析，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核算途径、以及实际操作的研究与实践。

　　在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将对中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国民财富的质量，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国家由此而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企业成本核算、绿色税费额度、世贸绿色仲裁等，都要求会计制度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对此进行统一的规范。在中国的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环境会计制度的引入将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海因茨·沃尔夫岗·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6～1997世界资源报告（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2000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世界银行 1995世界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牛文元 持续发展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