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由于难以卖出，绝大部分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只能通过撤销－清理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所谓撤销，其实是一种“准破产”程序，即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后把净资产分别变现，或者出售给其它企业，或者由本企业劳动者集体购买、租赁后继续经营，但国家不再对企业负责。后一种安排当时占大多数，由此便产生了下面还要详论的狭义“雇员所有制”企业。

　　4. 无论是“先嫁”的“靓女企业”，还是被撤销－清理后又由本企业职工买下或租下继续经营的“丑女企业”，初期的私有化主要都按照均股制下的ESOP（即“雇员股权方案”的英文缩写）原则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ESOP方式对改善企业治理效果不佳，因此逐渐通过规范化的股权交易，向经营者持大股的“经理买断制”，即所谓MEBOs制过渡。[7]统计表明，MEBOs制的企业绩效一般来说要好于ESOP企业。

　　5. “重新私有化”类型，即把社会主义时代没收充公的财产归还原所有者。这一政策在整个东欧地区都实行得极为有限。它是按照剧变后形成的价值观操作的。它要否定的主要是当年剥夺一般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并不否定或者说很少涉及当年剥夺法西斯、叛国者或军事独裁者的“反法西斯改造”与“民主改造”。因此，归还对象主要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传统统治阶级，而是平民小私有者，例如归还在集体化中被充公的小农地产。波兰由于50年代就已停止了集体化，农村“重新私有化”问题微乎其微。所以，波兰的“重新私有化”基本上只限于归还教会财产，大多是教堂建筑、收藏品等非生产性资产。因此总体而言，“重新私有化”对波兰的经济转轨影响不大。

　　6. 外资进入型私有化。剧变后，中东欧各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一直存在着“自由化”取向与“民族主义”取向的矛盾。波兰历届团派政府对外资比同期的捷克、匈牙利右派政府要更为积极。但是，波兰国内环境对外资进入却有诸多限制。外资进入无非两种类型：一是投资兴办新企业；二是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即购买或参股。投资办新厂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波兰转轨前期“休克”力度大，在恢复稳定前很少有外资敢贸然设立新企业。而外资参与国企私有化，则受到波兰雇员私有化本身的内部人控股性质的排斥。因此，外国投资很长一个时期在波兰的进展不如捷克、匈牙利。1991年、1992年，波兰分别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17亿美元和2.84亿美元，而同期捷克则吸收了5.11亿美元和9.83亿美元，匈牙利更吸收了14.59亿美元和14.71亿美元。

　　波兰的外资投入数额虽不大，但对打破内部人控制是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尤其是拥有新技术、资本更新规划和客户资源的外资，远比波兰本国企业的资本更受“内部人”欢迎。同时外资的进入实际上促进了波兰的私有化企业从ESOP向MEBOs企业的转化，而MEBOs方式由于结束了ESOP式的内部人控制，也更容易吸引外资，这两方面的互为促进，使得波兰对外资的吸引力在转轨后期与MEBOs化的速度同步增长。1996年以后，波兰吸引外资的速度已超过捷克、匈牙利。1996年和1997年，波兰分别吸引外资27.49亿美元和30.44亿美元，而同期捷克只有13.88亿美元和12.75亿美元，匈牙利只有19.86亿美元和21.0亿美元。[8]但如果按人均吸引外资计算，波兰仍不如匈牙利。

　　维谢格拉德之春：经济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

　　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国企业的外部资本，进入企业都需经历复杂的谈判过程，尤其是与工会的拉锯战。工会的漫天要价是增加波兰转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也正因为转轨过程经历了比较充分的讨价还价和民主参与，因而最终形成的产权配置公信力较高，能够在市场条件下顺利运营。整个转轨前期，波兰呈现出“小乱不断，而无大乱”的局面。每个企业都经历了复杂的博弈过程。议会内讨论之激烈与政府更迭之频繁更为东欧之最。第一次团派执政就换了四届政府（马佐维耶茨基、别莱茨基、奥尔舍夫斯基和苏霍茨卡）。但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并未改变，因此保证了整个转轨进程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企业改革（私有化）虽然滞后，但金融改革（银行商业化）却比较超前。比起以投资基金为主导的捷克而言，波兰投融资体制更接近于理顺。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波兰企业这一时期破产－清理、资产重组的比例很高，而捷克则由于金融系统实行企业保护政策，很少有企业破产发生。但也正因为如此，波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显得比捷克更胜一筹。

　　由于上述积极因素，再加上巴尔采罗维奇的“休克疗法”在经济稳定化方面取得成效，波兰经济在1991年下半年出现回升，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仅次于前东德，是最早回升的国家。尽管当年全年的经济仍是滑坡，但从1992年开始即转为正增长，而且增速逐年加快。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总产值分别比前一年增长2.6%、3.8%、5.2%、7.0%.投资消费也趋于活跃，在1992—1996年五年间，私人消费连续增长2.3%、5.2%、4.3%、4.5%、8.7%，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3%、2.9%、9.2%、18.5%、20.6%.从1994年开始波兰经济中的资本更新速度加快，投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至于国内外都出现了欢呼波兰经济起飞的舆论。

　　在经济成长、投资消费都取得了成绩的同时，其它经济指标也趋于改善。以消费品年末价格指数计，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44.3%下降到1996年的18.5%，1998年更降至10%.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从1992年的34.5%降至1996年的12.1%，1998年更降为8%.波兰取得了自进入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率一位数的成绩。同期，波兰的失业问题也得到缓解，失业率从1993年最高峰时的16.4%下降到1997年的10.5%，1998年更降到9.6%.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48亿美元，1997年的207亿美元。外债则从1990年转轨开始时的490亿美元，逐年下降到1992年的381亿美元，债务偿还占经常项目的百分比，则从1991年的68.9%，降至1994年的14.3%，1997年更降为5.7%.盖莱克时代以来还债一直成为波兰头号经济负担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

　　这一时期波兰经济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增长，除了经济稳定政策发挥成效和私有化及其后续的调整在明晰产权方面逐步取得进展以外，还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1992年波兰与西方主要债权国的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就重整债务问题都达成协议，对高额外债中的政府债务的一半进行了重组，降低了波兰的债务负担。该阶段波兰的海外市场调整也比较成功。在短短三年内，波兰经济从主要面向经互会市场转向主要面向西方，使它的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获得了强大的外需拉动。外贸出口从1990年的109亿美元，提高到1994年的170亿美元，再提高到1998年的303亿美元，8年间增长了2倍。波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融入全球大市场。

　　如上所述，波兰转轨进程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参与，每迈出一步都需经历复杂的讨价还价，殊为不易。但也正因为这些选择都经过广泛参与，一旦通过，措施都可以到位。凡是达成了的协议，在工会、企业和政府的配合下履行得都比较顺利。

　　但是经济转轨过程毕竟是一个代价巨大的休克过程，执政者采取的许多措施是得罪人的。1993年，正如1989年波兰成为剧变的先行者一样，它成为“左派复兴”的领头羊。当年大选，团派政府下台，由“前共产党人”改组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农民党上台执政，波兰经济转轨进入一个新阶段。

　　转轨的巩固与深化及新危机的形成

　　在中东欧左派复兴过程中，左派在经济上比右派更“自由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波兰也不例外。波兰社民党在建党时就以意识形态低调为特色，不仅一再表示与过去划清界限，甚至连社会党国际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民主主义”都很少提及。波兰社民党后来更名为“民主左派党”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主左派党内的主流派克瓦希涅夫斯基主张搞“人道的资本主义”。非主流的正统派米莱尔坚持提“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社会党范围内也算是比较自由化的。另一方面，与团派的工会政府相比，社民党政府内部比较统一，没有各个工联主义山头互不服气的散漫现象，对外也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不像团派政府那样受到民间组织、尤其是工会的掣肘。团派政府时期，议会内团结工会反对“自己的”内阁，议会外团派系统群众抗议“自己的”政府。这样的现象在左派政府时期大为减少，这使得原来在团派政府执政时期难以出台的一些转轨措施，反而在左派政府任内得到实施。

　　1994年以后，随着转轨进程的深化，尤其是在各企业中MEBOs方式对ESOP方式的逐渐取代，剧变初期那种“工会治厂”的内部人控制的色彩逐渐淡化。由于向别无选择的市场化进程妥协，团结工会在企业的基层组织实力大大下降，企业内部的工会多元化使每个工会的代表性明显减弱，而随着股权的集中，企业管理逐步上收至经理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剧变初期公司治理权限不清的障碍，微观经济机制得到改善。

　　左派的上台弱化了工会的作用，强化了政府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主要是通过传统的高税收、高福利，即欧洲式的福利国家政策来体现。1994—1998年，波兰大幅度提高了退休金和面向弱势群体的补贴，但仅限于在二次分配领域。

　　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左派比团派更积极地推行私有化。1994年，左派政府成功地使议会通过了在别莱茨基政府时期被否决的“投资券私有化法案”，把尚未私有化的国有资产中的15%~20%作为投资券发给每个成年公民。在私有化大局已定之后出台的这一补充措施，虽然不像捷克的“证券私有化”那样具有关键性，但毕竟体现了波兰左派政府加快私有化过程的决心，一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拍卖企业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吸取了匈牙利左派政府“面向外资全卖光”政策的某些因素，波兰在出售企业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团派政府时期带有浓厚ESOP色彩的波兰私有化模式即所谓“民主的内部人控制”，到1994—1998年左派执政时期已大为淡化，捷克式的证券方式和匈牙利式的拍卖方式都到了发展。这一切，加上ESOP向MEBOs发展的过程继续深化，波兰企业的产权结构进一步趋近于市场经济常规。在此基础上，波兰经济的增长势头得到推动，各项指标出现了转轨以来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