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左派政府的这些政策也加剧了许多领域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加剧了与工会的冲突。1997年大选时左派失利，次年以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团选运）为首的右派开始了第二次团派执政。但是，这届政府并未开创转轨和稳定经济之功，工会政府所有的弊病却更为突出。布泽克政府执政的四年内，政府各派系争吵不休，不断发生议会冲突与内阁危机，难以实行长期持久的经济战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也被弱化。这时，1997—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殃及波兰，加之全球经济减速以及欧元区启动期的经济调整和波兰加入欧盟谈判中所承担的一些代价，波兰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趋于恶化。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1998年增长4.8%，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降至4.1%、4.0%和1.1%.工会政府的再次执政使企业中的“工会无政府状态”重新滋长。在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这些迫切面临产业调整的重化工领域，工会力量尤其强大。由于来自工会的压力增大，产业结构调整几乎陷于停顿，国家对这些领域的补贴猛增。这些出超的经费又反过来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宏观经济再度恶化。

　　2001年，波兰发生自转轨以来首次明显的经济危机，不仅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4.0%剧降为1.1%，成为整个东欧地区最低的增长率，而且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再次出现动荡，失业率升至17.3%，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8%，两者都重新回到了两位数，次年财政赤字达225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此前经济转轨最严峻的一年，即1992年也不过才6%，1998年以后一度已降到1%以下。

　　在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受到工会与民众的压力。要维持福利水平就必须提高企业税率，这又使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和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微观经济形势也随之恶化。与上年同期相比，2001年1—9月，波兰企业的毛利润下降34%，净利润剧降58%，大多数企业失去了资本积累能力，40%以上的企业亏损严重，企业破产的数字比上年猛增43%，创造了转轨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第二届团派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2000—2001年，左派在议会和总统大选中双双取得大胜。团派政府下台后，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也趋于解体。波兰的政治钟摆又一次摆向左派，开始了第二次左派执政时期。新近上台的这届左派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以求恢复经济增长势头。

　　总结与教训

　　波兰经济转轨12年来，既取得了前经互会国家最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留下了一系列的教训。总体上讲，波兰经济转轨是在一个工会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具有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较浓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波兰较顺利地渡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1990年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曾经感慨道：“波兰新政府的紧缩政策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1/3（按：后来的统计表明此说有所夸大），但老百姓基本上一声不吭，而我们要这样干那还不炸了锅。”由于有转轨之初公众的配合，波兰的经济稳定措施一步到位，没有出现许多东欧转轨国家那种反复“休克”、阵痛延长的过程。1990—1991年波兰经济滑坡幅度虽然较大，但是复苏也最快，而且其后的经济增长也最顺利。总体平衡起来，波兰所付出的转轨“代价”，应当说是前经互会国家中最小的。

　　与经济稳定战略相比，波兰的私有化过程远不能说是激进的。无论是与捷克的“分”还是与匈牙利的“卖”相比，它的产权变革过程都要缓慢和复杂得多，而且经历了若干过渡形态，例如从ESOP到MEBOs.在此过程中，波兰人付出的“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也较大。但是，也正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充分的讨价还价，波兰的产权改革后遗症才比较少。尽管私有化速度缓慢，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这个趋势保持了8年之久。

　　基于同样的背景，波兰在变革中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保障问题。转轨期的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说，1987/1988年度到1998/1999年度，波兰历经11年转轨，基尼系数只提高了0.02，[9]而俄罗斯提高了0.23，捷克提高了0.07，匈牙利也提高了0.025.在所有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波兰的收入分配平均度仅次于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在转轨10年以后，基尼系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0.01，但一般认为，斯洛伐克的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在经济改革中，波兰较好地抓住了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个要害。由于这一领域的商业化改造取得进展，波兰没有像捷克那样长期对企业采取由银行给予大量补贴的反兼并、反破产的消极保护政策。在整个转轨时期，波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破产、新建、重组频率都比较高。特别是1993年，政府采取整顿措施，鼓励剧变之初的大量不良金融组织进行重组、破产和合并，使银行数量减少，而服务质量提高，并有秩序地向国外银行开放市场，从而使银行和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得以改善。90年代后期，波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和资产重组率形成良性互动，使企业活动拥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基础，也使得1997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对波兰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由于波兰转轨进程民主化程度较高，社会监督有力，转轨期的体制性腐败与权力寻租活动与邻近的捷克、匈牙利相比，更不用说与俄罗斯相比都是比较少的。历届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都能保持相对清廉。像匈牙利的“托奇克丑闻”、俄罗斯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波兰都没有出现。

　　但是，波兰转轨中负面的教训也不少，在2001年经济危机中已逐渐显露。这些危机也与波兰经济转轨的平民主义特征有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波兰私有化前期“靓女先嫁”的特点较为突出，这除了与政府决策者的激进私有化思想有关，主要还是迁就企业内部职工意志的结果。越是赢利的企业，其职工就越倾向于积极的私有化，以求“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亏损企业的职工则更倾向于依靠政府保护，反对国家甩包袱。但事实证明，靓女先嫁式私有化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它使政府财政收入流失，补贴“丑女”的财政负担加重。这种做法对财政的损害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掩盖，到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就表现出来了。由于赢利企业基本“嫁出”，亏损企业剧增，国家财政陷入灾难性的困境。

　　工会的巨大影响，还导致波兰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对中小企业缺乏保护和激励政策。事实证明，在经济转轨时期，大型企业适应性较差，难以在短期内有大作为。而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明显，能够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这几乎是一个无例外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转轨国家摆脱休克、恢复增长的时期，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由于工会对经济政策影响巨大，工会力量又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波兰政府的转轨政策也明显地向大型企业倾斜，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较为可比的维谢格拉德国家中，波兰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当落后的。据统计，每一千人中拥有私营小企业的数量，捷克是68个，匈牙利51个，而波兰只有27个。在波兰这类企业中，90%的雇员不足10人，其中70%只有2人。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即使在中小企业最有作为的商业服务行业，由于波兰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小商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这些年来，德、法等国的商业巨头纷纷在波兰建立为数众多的大型超市，仅在人口100万的罗兹市，这样的超市就多达17个。强大的竞争力使波兰势单力薄的小商店难以招架，更谈不上发展了。

　　同样，由于工会在转轨进程中的作用，波兰在劳资关系中过分向劳方倾斜，社会福利政策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转轨期财政条件的许可程度，也给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由于紧缩政策要求冻结工资、开放物价，“休克”的那两年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剧降1/3，降幅超过同期经济产值滑坡的幅度。那时职工虽然也有怨言，但凭着对民主转轨的认同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代价”。这种心理基础是波兰能够较快地挺过难关的原因之一。然而经济恢复增长之后，波兰民众要求实现良好预期的压力增加了。这种压力通过工会传导到政府与企业决策，使波兰工人工资从1994年起回升，并且增势强劲。1998年后，波兰经济增速放慢，工资增长反而加快。2001年，波兰经济仅增长1.1%，为中东欧最低，而工资在当年第三季度已达人均2047.29兹罗提（合445.1美元/月），前三季度人均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8%，[10]是中东欧最高增幅。这样的增幅显然缺乏基础，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资之外，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10年来更是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国家的福利负担导致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本世纪初陷入困境。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11]

　　在中东欧各国中，波兰退休人员和抚恤金领取者的人数比例，超过任何国家。在东欧各国中波兰的社会保障待遇是最高的，这显然超出了它的经济承受能力。目前全国企业对社会保障局的欠款已高达200亿兹罗提（约合50亿美元）。看来，社会保障政策应视经济实力而定，而不是屈从社会压力，实行脱离实际的政策。

　　与高福利并行的必然是高税收。转轨以来，波兰税种增加，税率提高。到2001年，企业所得税税率平均达到40%.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许多企业纷纷倒闭，有时甚至整个行业倒闭，终于导致经济危机。

　　总之，虽然不少执政者（决不仅仅是“右派”）具有自由市场制度优越的理念，但在高度发达的民主与工人运动传统下，他们的执政实践却具有十分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工联主义色彩。因此，说波兰转轨中的问题是“自由市场崇拜”或新自由主义所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实际上，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无限制地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反而导致了不利于劳动阶层的后果。由于工资及社会保障增长过快，企业负担沉重，反而无力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工会越是使企业难于解雇工人，企业就愈发不愿多雇工人。同时，过高的社会保障也削弱了人们求职的积极性。其结果是，工会力量强大的波兰，同时又成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中东欧国家。制度转轨12年来，失业问题一直是严重困扰波兰当局的大问题。1994年失业率一度高达16%，创失业率最高记录。1997年曾下降至10.9%，可是1999年再次上升到13.0%，2000年又继续攀升到15%，2001年底为17.3%，2002年预计将达到18.4%.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必需。但谁也没有料到，转轨12年之后，波失业率会再次攀升到如此严重地步，再度成为波社会的头等问题，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波兰经济转轨中还有一些教训。波兰金融改革的成功，使得银行经营高度商业化，注意贷款企业绩效、避免给经营不良企业做“无效输血者”，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良贷款，降低金融风险，同时切断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的希望，也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是波兰的正面经验之一。与捷克政府使银行违反商业原则给不良企业“输血”的弊病相比，波兰的做法历来既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方面的赞扬，也是左右各派、历届政府都予以肯定的成就。

　　但是，凡事物极必反。最近也有论者指出，波兰银行的商业化已经过分了。波兰银行只对那些发展前景、资信情况良好的公司开放。银行政策对中小企业缺乏支持。为减少风险程度，银行发放贷款十分小心谨慎。许多企业贷款后难以迅速改善绩效，提高还贷能力，于是如今大多数银行逐渐撤消了对企业的贷款，改为向收益比贷款高两倍的保险业提供贷款。它们对利率高、周转速度快的证券和国库券感兴趣。这样一来，波兰的私营企业大多缺乏发展资金，更难以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那些急切希望得到银行支持的企业，只好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借取贷款，利率高达18%~22%.即使如此，私营企业也难以借到贷款。为了维持生计，许多企业向外国银行贷款。截至2001年年底，这类贷款已高达3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