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已渐成共识。为了掌握知识经济的主动权，各国纷纷行动起来，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抓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国国际竞争力最关键的因素。而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又直接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程度。90年代以来，美、日国际竞争力的逆转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曾以技术立国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日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增长减缓，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多数科技领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重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特别是美国，据其国家竞争委员会称，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取得了24个领先地位；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也显示，美国国际竞争力已明显领先于日本。这正是美国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强劲经济增长势头的根本原因。面对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日本已经认识到其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局限性，调整国策，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口号。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

　　知识经济浪潮汹涌而至，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实现跳跃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又是一个比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不对知识化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已着手研究和制定一系列战略措施，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且近年来还有拉大的迹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开发管理学院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报告，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近年间有所提高，但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却明显落后。1996年，中国GDP排在世界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在世界第28位，是中国国际竞争力8项指标中唯一连续滑坡的指标。中国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总量不足，且结构不合理。1995年中国研究与开发总投入（R&D）占GDP的比重仅为0.5%，而这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又仅为6.1%.中国企业科技投入所占比例不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整个国家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效率不高。此外，与教育有关的各项因素，如教育结构、劳动力特征、劳动态度、合格工程师的可获得性等均排在倒数5位以内。可见，要发展中国的知识经济，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努力实现知识化，必须建立和逐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唯其如此，中国的“九五”计划、2010年远景目标、下世纪中叶赶超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蓝图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二、税收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申的作用

　　根据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立科研机构（包括国家科研机构和部门科研机构）以知识创新为主，同时进行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为主，同时进行知识传播；高等院校以知识传播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主，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政府的职能将从目前的直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部门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主。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是重要和不可替代的。税收作用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着力点主要在创新资源（人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配置和创新制度的建立上。

　　（一〉运用税收工具筹集财政资金，为国家直接支持国家创新体系提供财力基础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筹集的，并且应该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作为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生产要素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且愈接近于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就愈明显。这正是政府介入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体系，并在其中承担主导作用的最主要的理由。由于接近于纯公共产品的基础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及知识和信息基础设施、知识和信息传播网络等的提供属于市场失效的范畴，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运用税收手段筹措资金，通过预算拨款的方式对国立科研机构、科研型高校的基础性研究和战略性研究及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给予直接的财政资助。我国目前科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财政支持乏力，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基础薄弱，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均寻求财政支持，给财政支出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要大幅度提高政府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除了应该坚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科教的支出比例外，另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加强税收征管，严格税收执法，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为国家支持科教提供尽可能充裕的财力基础。此外，还可以考虑改现行的教育费附加为科教发展特别税，专款专用，为国家科技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财政资金。国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先例，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如匈牙利的“科技基金税”、韩国的“教育税”、法国的“学徒和培训税”等。

　　（二）运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企业创新系统是国家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系统的核心。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企业担当着国家创新体系主力军的角色。美国全国用于研究开发（R&D）的经费和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中，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71.10%和79.40%（1993年）；法国分别为66.10%和66.80%（1995年）；日本分别为66.10%和61.60%（1994年）；韩国分别为72.80%和50.40%（1994年）。而中国1995年两项指标仅分别为3l.90%和39.09%.另据统计，1994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投入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1.3%，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技人一般占其销售额的3%，高技术企业则为5%以上，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则达到10%，有的甚至在20%以上。我国企业创新系统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科研机构和人员短缺，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实现过程。因此，重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重塑国家的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建设企业创新系统，使企业真正成为国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主要有：

　　1.确定适当的总体税负，为企业投资技术创新、谋求长远发展留有余力。

　　若总体税负过高，会使研究与开发机构或企业失去科研的动力和能力，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应该说，美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与其80年代的两次以减税为基调的税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过低的企业税负也会使国家职能不能正常发挥，从而破坏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并且，过低的总体税负还会使企业轻易地获得大量利润，感受不到发展科技的压力，这同样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2.制定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合理分担企业科技投人的成本和风险，增加科技投入收益率，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创新机制。

　　高投入和高风险是科技创新的两个主要特征，而且这种投入和风险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如何重建政府科技创新成本勾风险的分担机制，是知识经济在源头环节面临的严峻问题。笔者认为，虽然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比科学的、理论的知识具有更多的专有性质，创造者对之拥有某些专有权益，但技术进步的外部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因此，政府对企业R&D投入的税收优惠，与其说是对企业的一种份外恩惠，不如说是对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的一种实际分摊。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知识应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

　　（1）对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准予当年税前列支，或允许对当年新增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税额扣除，甚至还可以采用类似澳大利亚的做法，允许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按实际支出的150%在税前列支，加大激励力度。

　　（2）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对有发展科技愿望，但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允许按销售（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该项资金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革新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逾期不用，应补税并加收利息。

　　（3）推行快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以及科研用房等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

　　（4）完善亏损结转办法。对科技投入亏损可以允许一定期限的前转，即退还一部分以前年度已纳所得税款。高风险的科技投入，由于其科技投入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而失败就谈不上今后产生收益，因此，仅允许“亏损后转”对其意义不大。因此有人认为所得税加剧了科技投入的风险。为了减缓这种风险，笔者认为，允许亏损前转，对非新办企业来讲，可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5）对“中试”产品免税。一项技术创新通常要经过课题立项和实验室研究、开发研究（即中间试验阶段）、产业化或商品化3个阶段。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中试”阶段，由于投入多、风险大，常常是企业界和科技界都不愿涉足的“无人区域”，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如直接资助建立“中试”基地等。在税收政策上，对“中试”产品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也能起到一定的鼓励和支持作用。

　　（6）对科技成果转让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此项优惠，对研究单位来说，可以增加科研收入；而对科技成果的使用单位来说，则可以降低科技成果的使用成本，因此，对技术市场的形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7）对科技成果使用实行税收优惠。企业不但是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知识应用系统的核心，因此鼓励企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也是使其成为创新体系主力军的重要一环。税收优惠政策可采用如对新产品免征增值税；对购买无形资产的特许权使用费支出允许当年税前列支，对科研单位和企业购进先进生产设备，允许其进项税额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等。需要说明的是，按增值税原理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的做法，这原本谈不上税收优惠，但在我国尚没有条件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暂采用税收优惠的形式，先对科技行业中用于科研的研究设备和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总之，政府激励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应该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形成多税种、多层面、多手段协调作用机制，当然对这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还应该进行成本一一效益的分析，并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运用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对人力资源（本）的培育和开发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创新和科技的进步，而一切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又最终取决于人，取决于以智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如果说，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那么，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本）包括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员、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员、创造型科研和教学人员、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等则是创新的灵魂，是构筑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根本。建立以教育和培训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知识传播系统的宗旨，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具有较高技能、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在内涵、外延和时间上都将被拓新。除了强调正规的学校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和作为知识传播系统核心的高等教育外，还要大力加强职业培训，逐步健全继续教育（终生教育）制度，促进各类专业人员的知识更新与技能提高，以适应不断创新的需要。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也要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调动企业、个人及社会各界对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本）的积极性。

　　税收方面的激励措施主要有：

　　1.鼓励民间办学的税收政策。

　　鼓励民间办学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一条重要途经，在我国现阶段财政困难、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投资兴办的各种学校和培训机构，可对其营业收入和所得予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的优惠。

　　2.鼓励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

　　对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予其按实际捐赠额在企业或个人所得税前列支，而不必设置允许税前列支的最高捐赠限额。

　　3.鼓励企业对在职职工培训的税收政策。

　　为适应新技术、新工艺的要求，企业培训职工的任务日重。适当提高允许税前列支的职工教育费用的计提标准，已显得十分必要4.鼓励个人对人力资本自我投资的税收政策。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投入的直接鼓励或照顾。在日益知识化的社会中，终生学习、接受终生教育将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中安生立命、谋求发展的必需条件，个人及被赡养人口的教育费用将成为一项重要的生计费用，并且其在生计费用中所占比重将日益提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800元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过低，基本没有考虑教育支出的需要。因此，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应将教育支出作为生计费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扣除标准时予以充分考虑。二是通过提高教育投入的回报率来激励人力资本的自我投入。如通过对知识产权（专利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等）转让所得或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予以低税负优惠，直接鼓励知识创新，从而达到鼓励知识创新的要素——教育投入的目的。

　　综上所述，税收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和激励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应该并且可能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