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避税；国际避税；原因

　　当今世界，避税已是不争的事实，探讨避税的成因是税务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这对于完善税收执法，堵塞漏洞，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

　　一、避税形成的主观原因

　　任何避税行为其主观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利益驱动。据美国联邦收入局1983年对1034个企业到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愿望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34个企业表示愿意到税收优惠地区去处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原因主要是税负轻，纳税额少。众所周知，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也不管税收是怎样的公正合理，纳税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企业主体利益的驱使是产生避税行为的前提，避税的形成是物质利益刺激的结果。纳税人由于税收取走了他的一部分收入，使他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因此有着强烈的欲望来减轻自己的纳税义务。而在实现其欲望的种种“选择”中，避税是一种最为“安全”或“保险”的办法。偷税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漏税须补交；欠税要还；抗税要追究刑事责任。

　　二、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在国内避税与国际避税中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先来分析国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税法自身的原因。

　　任何税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税法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纳税人的主观避税愿望有可能通过对税法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就我国发生的避税活动而言，税收法律方面的因素有：

　　1.纳税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法律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的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纳税人避税行为。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如果能够说明自己不是该税的纳税人，那么自然也就不必成为该税的纳税人了。例如，我国营业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按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或个人，只要经营的项目属于国家税法列举的征税项目，就是按其营业额的金额和规定的税率纳税。现在某企业从事销售不动产业务，但该企业熟知纳税人是营业税列举的征税项目的产品，那么，只要该企业能证明它的业务不属于列举范围，他就不是营业税的纳税人。这种不成为纳税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该企业确实转变了经营内容，过去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由于经营内容的变更，成为非纳税人；二是内容和形式脱离。企业通过某种手法使其形式上证明了不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实际上经营内容仍应缴纳营业税；三是该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转变了内容和形式，使企业无须缴纳营业税。在这三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纳税人而成为非纳税人。其中第一种情况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种情况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手法非法属于“不容忍避税”，是反避税打击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有时属于“不容忍避税”，列在打击之内，有时是合法避税，只能默认。

　　2.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税额的计算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课税对象金额；二是适用税率。税额就取决于金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纳税人在既定税率的前提下，由课税对象金额派生的计税依据愈小，税额也就愈小，纳税人的税负也就愈轻。为此，纳税人想方设法尽量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其税基变小，如企业按销售收入缴纳营业税时，纳税人尽可能使其销售收入变小。由于销售收入有可扣除调整的余地，从而使有些纳税人在销售收入内任意扣除不应扣除的项目。又如，我国中间产品应纳税额的计算，须计算组成计税价格，而组成计税价格与成本成正比，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人为缩小成本，来缩小计税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税额的目的。

　　3.税率上的差别性。税额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课税对象金额，另一方面取决于税率，在课税对象金额一定的前提下，税率愈低税额愈小。税率正是征纳双方征纳数额的焦点，称为税制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与税额的密切相关性诱发纳税人尽可能避开高税率。税制中不同税种有不同的税率，同一税种不同税目也有不同税率，“一种一率”和“一目一率”上的差别性，为避税提供了客观条件。

　　4.起征点的存在诱发避税。起征点是减免税的优惠措施，是征税的门槛，达不到的不征；达到的全征。由此派生由纳税人尽可能将自己的课税对象金额申报为起征点以下。税收中的减免税照顾，亦诱发众多纳税人争取取得这种优惠，千方百计使自己也符合减免条件。总之，各种税收优惠只要一开口，就必然有漏洞可钻，特别是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非税因素。具体包括：

　　1.技术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避税，使其手段更为高明，偷税更易成功；另一方面又是反避税的有利杠杆和武器。技术因素导致避税与反避税在更高水平上对抗。技术因素可以帮助纳税人在票证上作有利的处理以及选择有利的纳税地点等。

　　2.心理因素。作为心理因素刺激避税主要表现在两种心态：一是从众心理；二是依靠心理。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行为受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如果避税成功，又没有相应的处罚或处罚不力，必然使原来不打算避税的人又想方设法避税。从众心理有两种效应，一是诱发避税越来越多的效应；二是诱导避税越来越少效应。这里关键是税收处罚是否得力。所谓依靠心理是指一般弱者都有寻求靠山的心态。这种心理源于人的安全需要，就纳税人而言，征纳双方关系上，纳税人是弱者，征税者是代表政府的强者。因此，一般所见的避税动机是官员依仗强者地位，对纳税人进行“苛索”，一个贿赂，一个苛索，征纳双方勾结，避税势属必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就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性，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差异给纳税人提供避税的机会。

　　首先，各国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运用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对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行使有很大不同，多数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和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有的国家则单一行使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也有的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公民、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

　　在属人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要对跨国纳税人来自世界范围的全部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其所得来源于何地；在属地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只对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该跨国纳税人属何国居民。这样就使跨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在行使不同税收管辖权的国家之间产生了很大差别。

　　其次，各国间课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的税制格局。但细加比较，各国的所得课税程度和方式又有很大不同。如有的国家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并举，且征管规范、手续严格；而有的国家则基本不开征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即使开征，税负也很轻。对个人所得税，有的国家采用综合征收制，而有的国家则采用分类征收制。即使是相同名称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其具体包括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存在不同之处。

　　第三，各国税制要素的规定不同

　　首先是税率不同。同样是征收所得税，有的实行比例税率，有的实行累进税率。累进税率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全额累进税率，累进的级距、每一级次的相应税率以及起征点、免征额和最高税率的规定也是千差万别，高低悬殊。

　　其次是税基上的差别。如各种扣除项目的规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等的差异，必然会缩小或扩大税基。为此避税者尽可能在两方面利用税基扣除：一是寻找税基扣除项目多的国家作为所得来源国；二是尽可能将扣除项目用足，使具体税基变小。

　　第四，各国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方法不同

　　为了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其中主要有免税法、抵免法和扣除法。目前各国采用较多的是抵免法，但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用包税法和扣除法。当采用免税法特别是全额免税法时，就很容易为国际避税创造机会。同样在采用抵免法时，如采用综合抵免限额的方法时，也可能导致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

　　第五，各国税法实施有效程度的差别

　　有的国家虽然在税法上规定的纳税义务很重，但由于税法实施的有效程度差，征管效率很低，从而使税收的征纳过程漏洞百出，名不符实，使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名高实低，这也为国际避税创造了条件。

　　最后，其他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差别

　　一些非税收方面的法律，对国际避税的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如移民法、外汇管制、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投资法、信托法以及是否存在银行保密习惯和其他保密责任等。

　　总之，避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客观原因，作为国家的税收立法部门，应该尽可能避免税收立法方面存在漏洞，不给纳税人避税提供可乘之机。而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因素，则需要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国际税收协定，通过国与国之间税务当局的协作，共同达到反避税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樊虹国，满莉。新避税与反避税实务[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5-6.

　　[2]　刘隽亭，刘李胜。纳税、避税与反避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7-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