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资源税的几次调整看对资源税定位认识的变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二步“利改税”开始征收资源税以来，我国的资源税经历了数次调整，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对资源税功能定位的认识及相应的政策倾向。

　　1984年10月1日，为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以正确反映开发单位的劳动成果，妥善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决定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企业开征资源税，征收基数是销售利润率超过1 2%的利润部分。这说明随着对资源价值探讨的深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理应取得相应收益的受益原则逐步得到大家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源税体现了一定的资源级差收益调节的思想，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部分权益，但其极少的征税对象以及统一的销售利润率又体现了其过渡性的特征。

　　从1 984年开征资源税到1 994年税制改革期间，资源税制也进行了不少调整。但都属于微调。1 994年的调整应属于第一次大调整。此次调整扩大了征税范围，改变了计税依据，不再按超额利润征税，而是按矿产品销售量征税，并且为每一个课税矿区规定了适用税率。可以说1 994年伴随着税制改革而出台的资源税有着较准确的定位，就是在1 984年资源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和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

　　但是这次资源税的大调整同样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征税范围仍然偏窄，扭曲了应税资源和非税资源的价格比。进而造成开采使用的无效率：其次，计税依据按销售量或自用量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无法体现其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应有功能；再次，单位税额过低，且不与利用率相挂钩，导致进入市场的资源成本过低，严重抑制了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的作用，而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资源税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稳定。但从2004年起，我国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资源品目的资源税税额标准。这些调整力度较大，说明我国税务主管部门对资源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运用资源税改变过度开采资源现状的意图也日趋明显。尤其2007年上半年对煤炭、有色金属的税额调整是在中央大力倡导节约型社会建设、大力促进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提出的，针对性较强。另外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资源开采企业利润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企业收入增长中政府通过资源税形式取得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此次资源税额的调整有提高政府在资源收入中分配份额的意图。尽管新的税额标准实施时间不长，但从税额调整对主要资源开采企业的利润影响看影响还不大，其效果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来看将不会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源税改革并没有触及实质。尽管不断提高的税额幅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可是如果不改变当前过窄的征税范围、不合理的计税依据等决定资源税实质的根本因素，不转变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仅仅靠税额幅度的提高显然难以奏效。

　　通过对资源税调整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资源税虽经历次调整，但其应有的保护资源、促进资源合理开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税的改革缺乏一个全局的视角，仅仅是对原有资源税政策的修补或对国外经验的简单借鉴。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全局性的改革视角呢？关键在于对资源税本身的准确定位。

　　二、从资源地租角度看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一）垄断使得矿产资源存在地租

　　1984年资源税开征时，理论界有各种观点，但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三方面。从受益方面考虑，资源属国家所有，开采者因开采国有资源而得益，有责任向所有者支付其地租。从公平角度来看，条件公平是有效竞争的前提，资源级差收入的存在影响资源开采者利润的真实性，或偏袒竞争中的劣者，或拔高竞争中的优胜者，故级差收入以归政府支配为好。从效率角度分析，稀缺资源应由社会净效率高的企业来开采，对资源开采中出现的掠夺和浪费行为，国家有权采取经济手段促其转变。但这些解释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开征资源税的意义和重要性，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其中缺失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租理论。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地租分为了绝对地租和反差地租两种形式。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级差地租是指经营较好的土地所获得的、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其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

　　地租理论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得到了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存在垄断，就有超额利润存在，这种超额利润就体现为“地租”，因此，地租不再是土地特有的东西，它的外延被延伸了，凡是处于垄断地位的要素都可以得到超过机会成本的剩余或者余额，即地租。矿产资源的价值理论就源于地租的普遍化。由于其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征，以及国家凭借强制力的所有权垄断，也会产生地租，矿产资源的地租表现为矿产资源的租金。矿产资源的租金体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矿产企业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的“劳动凝结”，而是矿产资源无以复加的使用价值的“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体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允许，都不可能实施矿产资源的开采经营权，也不可能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所以，任何单位和个人取得的是矿产资源开采权，实际上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部分让渡。

　　（二）矿产资源地租的区分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矿产资源的地租也可区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部分：

　　1.矿产资源的绝对地租。当前，矿产资源绝对地租存在的两个条件：一是存在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和所有权的垄断，资源所有者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二是采掘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使得矿产品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所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必须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报酬。

　　2.矿产资源的级差地租。在我国现阶段的采掘工业中，同类矿产资源在不同地区由于禀赋优势存在很大的差异，投入同量的劳动和资金，产出的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开采品位高、品质好、易采易选的矿产资源，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多、质量也好；反之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就少、质量也差。因此，矿山企业在从出售矿产品的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就会按上述矿产资源的不同丰度、品位和位置差别形成不同的超额利润，产生矿产资源级差地租，其中又包括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两部分。级差地租I由两种情况形成：一是开采优等矿山的工人所创造的超额利润；二是运输条件（或地理位置）优等或中等情况下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正是由于级差地租I不是靠采掘企业职工本身努力经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于矿产资源自然条件好、运输条件好形成的，因此，这一部分收益应当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并收归国有。级差地租Ⅱ则是由于对同一矿床连续追加投资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对同一矿床追加投资，采用先进的采选技术、设备和工艺，这不仅可以提高矿产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如矿石边界品位、采矿损失率和矿石贫化率的降低、开采深度的加大、有效资源综合回收率的提高等），而且可以改善矿床所在地的经济条件。从而在原有的自然资源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资源总回收量，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大的矿产收益。由于矿产资源是一种可耗竭资源，所有权客体逐渐消失，对矿床追加投资可能会使资源耗竭速度和强度提高。但是，为了鼓励矿业经营者充分利用资源，使之避免被废弃，将这部分超额利润部分地留给经营者仍是合适的。另外，由于矿产资源价值对于未开采的矿产也难以确定，因而其总价值量不应受矿产资源开采与否的影响，故级差地租Ⅱ不应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而应该留给开采企业，以利于其提高开采效率。

　　（三）资源税征税对象应是级差地租I

　　矿产资源的地租理论为资源课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资源税应该就所有地租还是仅对其中一部分课征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绝对地租不宜用资源税的形式。资源税是税收的一种，具有“强制、固定、无偿”的税收性质，而绝对地租是所有权的让渡所得到的报酬，具有鲜明的交换和有偿的特征，与资源税的“无偿性”相矛盾，故不适宜采用征收资源税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

　　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资源税定位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特别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强调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因此，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的资源税大都通过特定的税制设计，使税收参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从而有效地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当前的资源税几乎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甚至不少规定还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相抵触。如税额高低与资源的利用效率无关，与资源开采的耗竭影响无关，没有把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节约利用资源。所以，在下一步资源税改革中，我们要站在可持续发展这个高点上来考虑。

　　（一）资源税要体现企业因资源开采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外部性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将发生背离。在资源开采使用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开采企业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如果按照私人成本定价，必然导致过度开采。难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所以，我们要把外部成本主要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虽然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比如外部性损害的确认、税率的确定等等。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尽可能提高资源税调节效率的思路。

　　（二）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中要关注代际间的外部性问题

　　资源税改革除了要考虑到开采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代际外部性。如果将可持续性考虑进去。当代人开采资源时必然对后代人产生影响，后代人为了使其资源使用水平不低于当代人必须进行一定投入；或者为保持资源完整，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付出相应的投入。这种投入从理论上应等于由于使用或开采资源而放弃的未来收益的现值。这部分也应主要通过资源税征收来实现。

　　所以，总结起来，资源税的定位应该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以资源级差地租l为征税对象，以调节资源级差收益为手段，以提高资源开采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环境改善、缩小代际外部性为目标的经济手段。

　　四、资源税改革在税制改革中的地位

　　（一）从执政理念角度来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财税政策的积极介入，而资源税是税收参与此项建设工程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税种

　　通过税收手段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主要从征税和税收支出两个方面来实现。征税中除了有些国家专门针对某些污染源和污染项目征收的环境税收外，从能源消耗角度，从资源消耗的源头就开始介入的税种就是资源税。通过合理设计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税率可以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行促进，通过税收介入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对资源的最终消费也起到调节作用。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严重并存的国家。资源的战略地位已经得到共识，但实际开采、使用中却并没有达到高效率，其核心原因之一是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即长期低价格。资源税及其以后有可能开征的环境税一起将全面影响资源价格，并通过价格及其他直接的环境税影响生产者、开采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促进资源节约。

　　（二）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变动的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税制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税负转移”，即将税负从传统的对资本、劳动、财产等的课税转向对高能耗行为、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课税

　　OECD国家中欧盟国家较为典型。如瑞典、挪威、荷兰、德国等，这些国家所谓的绿色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瑞典已经达到大约1 2%左右。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各国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将我国的能源类产品征收的消费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加在一起我们的比例可能不低，但我国税制结构调整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税制的概念。所以在全面进行环境税改革以前，有必要从资源税开始明确提出我国税制改革已经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税制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也是资源税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其应有的功能定位

　　从全球资源的紧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扬来看，我国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不断调整资源税征收比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尽管从理想的意义上来看最理想的环境税体系应该是能够使其收入不断减少的税制，即污染行为越来越少，以至于税源枯竭。但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并不直接对污染行为征税，而是对资源本身征税。这就决定了其巨大的潜力。

　　（四）扩大资源税，突出其对资源调节的功能，有利于树立我国对环境问题处理的国际形象

　　进入21世纪，国际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将会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其中利用环境问题进行贸易领域的故意摩擦是常见的方式。这两年不少国家用产品安全问题对我国产品进行各种限制。以后很有可能利用环境标准进行限制。而我们主动通过调整税制，使产品成本中含环境税成本，会使同类产品与这些已经开征环境税的国家具有同比性，更容易在贸易战中取得同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