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质趋同，也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新准则的实施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为了顺利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长期目标，我们有必要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来审视我国会计准则趋同的进程与前景，调整国际趋同的步伐。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经验

　　伴随着跨国筹资、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跨国经济区的形成，会计国际化的呼声已远胜过了对会计国家化的要求。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积极寻求会计国际化，而在此过程中，“以史为镜”，借鉴参考他国经验将令中国受益匪浅。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本质

　　会计国际化指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制定会计政策和处理会计实务中，逐步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以达到国际间会计行为的相互沟通、协调、规范和统一，即采用国际上公认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报告本国的经济业务。它包涵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以及会计实务国际化。2001年4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并在其目标中明确了会计国际趋同的概念，指出要在准则制定的层面实现趋同以达到会计国际协调的状态。趋同是进步、是方向，趋同不等同于相同，趋同需要一个过程，趋同是一种互动（王军，2005）。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会计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的组成部分和必要过程。

　　2006年2月，中国财政部发布了1项会计基本准则和38项会计具体准则，10月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完善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既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质趋同，又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向国际趋同迈出了一大步。

　　二、世界多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经验

　　中国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强调“尽力趋同，允许差异，积极创新”，结合我国自身情况，开展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在实现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他国经验值得借鉴。

　　（一）重视文化因素

　　文化的本质核心包括传统的观念及其附随的价值；文化系统既是人们活动的产品，又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条件。文化在一国制定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行为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存在不同文化的各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上表现自然不一。

　　Hofstede教授总结了四项与工作相关的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分别是权利距离（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利不平等现象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阳刚与阴柔（阳刚型的价值观注重对工作目标的追求，阴柔则追求友好的气氛或与上级和同事和睦相处）、不确定性规避（它表明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感受到的受威胁的程度）。Sidney Gray将Hofstede的成果进行发展，提出了四种相对应的会计文化价值，分别是：专业化与会计准则选择的法律约束；统一性与执行会计准则的弹性；审慎性与财务报告中会计估计的乐观主义；保密性与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透明性。Gray还指出了如下四种联系：一是一个个人主义倾向越大，权力距离越小，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低的社会，会计职业特性越强。二是一个集体主义倾向越大，权力距离越大，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的社会，其统一性的会计价值越高。三是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个人主义倾向越小，阳刚性越低的社会，稳健主义的会计价值越高。四是一个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权力距离越大，个人主义倾向和阳刚性越低的社会，其保密性的会计价值越高。

　　因此，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以外，文化差异也是导致一国与IFRS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德国是一个审慎的民族，主张权力分散，互相制约，集体负责，人们倾向于良好的关系，谦逊虚心，对于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比较保守，不愿冒风险。在会计中表现为强调会计规范化和法典化，在会计计量和核算上倾向保守主义，表现为极端的稳健性，会计信息的披露偏向于保密，在对外报表中提供尽可能少的信息。

　　俄罗斯则是一个权力距离较大的民族，比较崇尚集体精神，倾向保密。俄文化具有双重性，表现为彻底的极端性。例如， 在1998年时，俄政府确立会计改革的目标是使俄的会计和审计规范与国际准则一致。2004年，俄要求拥有一家子公司以上的俄公司均须按照IFRS编报当年度的财务报表。这样的一蹴而就便是一种极端的选择，正是其文化特性的体现。俄2005年又宣布，将暂时停止实施所有接纳的国际会计准则。这样的反复是其文化双重性的结果。

　　尽管韩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但是韩国经济在冷战时受美国影响，故而对美国会计有一定的模仿性，其会计准则具有较强的国际性。韩国决定，从2009年开始，以自愿为原则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从2011年开始，上市公司必须采用国际会计准则，非上市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以自愿为原则，无强制规定。

　　（二）明确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采用IFRS有利有弊，我们应该辩证对待。

　　发展中国家与IFRS趋同的有利之处表现在：消除或者降低了本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成本；使本国的财务报告迅速达到既定的质量和状态；通过提供更加明晰，可比性更强以及更可靠的财务报表增强其在国内（国际）财务市场上的市场效率；能够减少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的成本。

　　发展中国家与IFRS趋同的不利方面是采用了无法满足本国需要或者与本国需求不相关的会计准则，导致“准则超负荷”。如企业会计人员只是一味地迎合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或者为了钻准则的空子故意忽视）经济交易的实质，从而在对某些交易的处理上丧失了基本的会计、审计职业判断要求；报表使用者可能难以理解过分复杂的财务报表或其它披露资料。

　　（三）争取主动权

　　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自身的完善足以解释并支撑其在IASB中的主动权。发达的美国经济对美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环境。美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制定的GAAP，得到了包括IASB在内的多方认可，效仿，借鉴和吸收。IASB有鉴于自身的政治环境和目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在制定IFRS时也自然会考虑到美国的GAAP。而美国2002 年9 月也与IASB达成协议，启动“趋同”项目，这种主动使得IFRS和GAAP越来越相似了。

　　澳大利亚对采用IFRS的态度非常积极，明确其国际趋同的长期目标为：通过参与IASB的活动，寻求制定一套单一的国际上可接受的会计准则，该准则既能在澳大利亚国内又能在全球其他地方采用，从而使澳大利亚获益。当澳大利亚认定IFRS内容不适，它将作出主动而准确的取舍决定，采纳自己认定的最佳处理方法，并努力影响IASB采纳此法。欧盟宣布从2005年起上市公司在合并报表中采用IFRS，澳大利亚规定其营利性主体从2005年1月1日起采用IFRS，比欧盟更进了一步。

　　（四）避免一蹴而就

　　Belkaoui 2004年在Nobes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四种会计国际协调的选择：一是“快速调整”，即将IFRS确认为本国的会计准则。二是较慢的“技术传播”，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会计师事务所、跨国企业以及学术界不断地向本国宣传引入国际会计实务，推进会计的发展，这两种途径最终都将达到采用IFRS的目的，只不过是速度差异而已。三是“情景化”，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各个渠道，包括发达国家以及IFRS来调整自己的会计实务，以适应本国国情。四是“自我发展”，是指一国自己制定其会计准则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具体方法的选择则需要权衡IFRS与本国会计体系的优劣。

　　第四种方式显然违背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欧盟各成员国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2002年9月，欧盟要求上市公司自2005年起，遵照IFRS编制财务报表以消除跨境贸易障碍，为建立欧盟统一金融服务市场奠定基础。这一举措直接影响到30多个国家7 000余家上市公司。

　　德国自1998年开始就允许本国公司在国际的（IFRS或GAAP）与本国的准则之间自由选择，很多公司为了提升其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及使投资者国际化，自愿采用IFRS。Delvaille在2005年通过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分析指出，各国在采用IFRS时采取的方法大相径庭，效果在德国最为显著。而在英国，公司并没有这种自由选择权，IFRS只是作为英国会计准则的补充，所以采用IFRS的公司少之又少。Christensen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得出，英国公司接受IFRS的自愿程度与强制性采用IFRS的规定对其股价的利好程度正相关，与隐含权益成本负相关。Callao在2006年对西班牙的分析中指出，公司采用IFRS的成本

　　很高，其确认和计量政策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IFRS在欧盟强制实施的过程中，不满的呼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大。人们逐渐失去信心，抱怨IASB对欧盟的考虑与关注不够，甚至建议欧盟脱离IASB。为此，欧盟调整脚步，放缓进程，将欧盟境内公司全面采用IFRS的日期延迟至2011年。

　　三、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措施建议

　　（一）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差异

　　各国会计体系存在差异，这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这种差异并非一定是件坏事，只不过是国家社会多样性的反映，体现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企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各国政府从税收的角度出发，不愿协调税收制度，这样，会计准则在国际趋同中的税收差异是无法消除的。

　　IASB以及它所制定的IFRS应是全世界各国平等沟通共谋发展的平台。但是目前各国博弈的结果使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发展中国家质疑英美对其的主导，英国又在同时质疑美国对其的控制。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努力地遵循IFRS，但是应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盲从。

　　（二）兼容文化，提升民族特质

　　中国是一个权力距离值很高，而同时个人主义评分非常低的国家。在不确定性规避和阳刚方面，与英美评分差距不大。这表明在中国人们对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容忍度高，能够服从权威，社会成员习惯于按照集体主义办事。这样的社会文化反映出的正是倾向于法律控制和统一性的会计价值。相对北美、北欧各国而言，中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法制化色彩较浓；在其实施方面，统一性色彩较浓。国际会计准则偏重统一性，而审慎性和保密性偏弱（丁远，2005）。我国的文化特点也意味着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中，更易实现统一性，达到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主动积极参与制度博弈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对于我国特有的一些经济交易事项，在IFRS中并没有规范，我们就应该积极争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对我国处理的认可，比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仅同受国家控制但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企业，不认定为关联企业，从而限定了国家控制企业关联方的范围，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披露成本。IASB认同了中国的做法，并借鉴中国准则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另一方面，应呼吁IASB在制定IFRS时能够更多地考虑象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会计问题。这样，可以缩小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会计准则的差距，减少我国会计制度的转换成本。2005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任命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刘仲藜为受托人，任期3年；2006年11月任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张为国为理事会理事，任期5年。这都是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过程中走向主动的良好开端。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会计环境和国家利益进行博弈选择，主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积极推进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四）合理选择，逐步实现趋同

　　目前来看，欧盟一刀切地强制在各成员国实施IFRS，进展并不顺利。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与欧盟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更不能全盘照搬基本上是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基础上的IFRS，我们应结合第二项与第三项选择，即逐步地“技术传播”与“情景化”，从自身国情出发，逐步合理地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例如，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必须要以我国公开而活跃的市场发展为前提。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分阶段地进行，应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深入，不能一蹴而就。这既是我国国情的实际需要，也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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