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现有国际经济制度环境的适应情况

　　全球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区域一体化组织初步建立起全球通行的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为规范”。全球化以各国主动参与为原则，各国可以按照本国需要，控制经济国际化的步伐。虽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在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议事规则。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客观上要求各国经济往来尽可能地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准备了市场，提供了资本、技术等稀缺要素，各种要素组合形成生产力，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水平。由于我国不是主导国家，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采取“搭便车”的策略，由主导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是本轮经济全球化后来的、有着特殊历史、地缘、意识形态背景的参与者，因此，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发展方向方面，我国更多是顺应全球化的要求，很少能够按照本国的国家利益，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主导力量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团体，都难以主导我国经济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及先后顺序。在利益分配方面，全球化的主导国家是最大赢家，他们一方面通过传统贸易和投资渠道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以表面上最合理、最文明的方式攫取财富。

　　（一）相容的主要方面

　　1、国际贸易

　　我国主动顺应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出口长期保持20%以上的增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总量扩张的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附加值不断提高，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新的比较优势不断形成。进口快速增长，大量国内短缺的技术装备、中间产品，以及能矿资源产品的输入，支撑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

　　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份额的急剧上升，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强烈抵制。外部世界一直基本接受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没有以此为借口强制实施贸易平衡措施。个别商品贸易领域虽然纠纷不断，但此类商品贸易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非常有限。进口方面，迄今为止，能矿资源的输入没有受到严重制约。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通过“血与火”才能实现的商品输出与原料输入格局，如今可以通过市场途径实现。

　　2、国际投资

　　外资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积极作用。国外资本、技术、市场与我国劳动力优势结合后，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有效提高了我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拉动了增长，缓解了国内就业矛盾。“外资与产业安全问题”、“利用外资还是为外资所利用命题”缺乏全面的事实支撑。

　　3、国际金融

　　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来，在国际金融领域并无一个成文的、规制性的制度体系。开放竞争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元的地位并非法律授予，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各种货币都可以通过公开竞争提高货币国际地位。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排斥汇率管制和汇率干预，各国拥有较为完整的汇率主权，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灵活调节资本项目开放。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国内的金融审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过度膨胀。

　　4、国际合作及其它

　　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合作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多边合作框架基本稳定，各种区域及双边合作蓬勃发展，彼此兼容并蓄。我国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全球框架下，继续采取类似增加在IMF投票权的方式，追求在多边机构中权力份额的边际提高，同时，寻求在双边区域合作领域更大突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进一步意识到以邻为壑的政策最终将伤害到自身，这种经济领域相互“摧毁”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际协调机制的缺失。

　　（二）矛盾与冲突的方面

　　一是贸易领域的歧视和盘剥依然存在。一些国家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高技术产品、军工出口方面对中国实施严格限制。国际能矿产品贸易客观存在的寡头垄断局面，严重损害我国贸易利益。在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出口领域，贸易纠纷不断，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对供应链的控制左右价格。

　　二是资本流入与流出之间存在明显利差。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高额顺差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通过生产环节积累起来的外汇资产，经过投资渠道回流发达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发达经济体投资中国的资产收益率远远高于中国外汇储备对发达国家主权债务的投资收益；发达国家就此实现“体内损失、体外补”。随着债务危机的发展深化，各种债务硬性违约、通胀贬值等软性违约的发生在所难免，我国通过生产环节积累起来的财富可能通过金融渠道付之东流。

　　三是中国对外自主直接资本输出受到诸多方面限制。对外资本输出是抑制进口能矿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避免外汇资产实际价值损失、改变中外经济关系格局的关键环节。有关国家恰恰是在这一领域对我国实施各方面限制。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新的规则限制主权财富基金的活动；通过本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加强对来自中国投资并购审核；制造“新殖民主义”国际舆论，造谣蛊惑；吸引中国采取间接投资方式纳入他们的资本集团；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国家关系格局，破坏中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

　　四是国际金融领域权力重新分配进程过于迟缓。按照目前我国在IMF等机构份额增加的节奏，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不可能获得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力。发达国家的目标是，不断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义务，如购买IMF债券，加入欧洲EFSF援助计划，但不打算在权力框架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资产存量优势，利用我国官方外汇资产规模庞大、资产结构调整困难的特点，拒绝推进实质意义上的财政经济改革，依旧幻想通过债务货币化、重组等方式解决问题。

　　五是围绕气候变化等议题，试图让我国承担超过本国发展阶段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推进过程中，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前景。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外非政府组织，避而不谈传统工业化国家在碳排放存量方面的历史责任，要求我国承担过多义务。与此同时，又在风能太阳能等节能环保产品贸易领域设置新的贸易壁垒，试图阻碍中国相关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二、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角色

　　（一）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

　　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国际经济制度，其依据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其所代表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利益；其组织结构、议程安排，更多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就任何重大问题，都有两个以上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最终可能还是取决于国际政治秩序的演化。

　　未来十年，一般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将达到一个新水平；服务贸易、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将稳步推进。国际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仍将延续。非经济因素对重要资源性产品贸易的影响进一步上升。主要货币之间的货币合作遥遥无期；全球范围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纸上谈兵。资本以及特殊技能所有者将获得更多的跨国自由往来权力，普通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仍将受到严格限制。

　　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划分，越来越丧失对各国立场的解释力。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经济组织发挥作用的下降不可避免。主要国家积极探索区域以及双边合作的新途径，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将不断诞生。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权问题是各方争执的焦点。

　　（二）我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变化中的角色

　　我国在东亚拥有传统的政治经济大国地位。当下中国距离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地位，尚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核心是思想的缺乏。在经济思想领域，国内外理论界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总结梳理尚处在幼稚的初级阶段；即便是在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连绵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道路可参照、中国模式可效仿。在没有全新经济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只能在西方的经济思想体系下，尊重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基本框架，凭借实实在在的商品与服务输出入、资本流出入发挥影响力，引导外部环境向着有利于我国需要的方向发展。

　　未来十年，我们的诉求是有限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经济权力格局中，反复争取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相对应的经济权力；手段是平和的——在尊重基本原则与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具体规则、决策程序逐步推进，而非推倒重来；目标是内向的——谋求改善外部环境，最终是为了给内部的发展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谋求互利共赢战略对策与战略路径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判断外部经济环境是否适合的基本依据，是能否有利于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对于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某些重大失衡，如果其在一定时期内仍有利于提高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解决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则仍应在一定范围内承受。

　　未来十年内，对存量财富争夺的重要性可能大于对新财富创造的比拼。我国与传统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中的矛盾可能激化，如果在这场新的较量中失败，整个国家经济在数十年间积累的财富可能烟消云散。

　　（一）在国际贸易领域继续提倡市场化、国际化

　　市场化、国际化的大旗，应为我所用。应尽量利用全球化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现有安排，维护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享有的利益和权利。应着力倡议消除能矿产品贸易领域的国际垄断，推进这一领域贸易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通过长期贸易协议，锁定供货关系；逆周期市场操作建立更大规模储备；将资本输出与原料输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控制所有权保证获得权，减少价格波动风险。

　　（二）国际直接领域

　　稳定现有国内外资政策基本框架，发挥国内区域间要素成本差异优势，引导外资存量在境内实现梯度转移，尽可能延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境内的生命周期。增量外资方面，实现利用外资重点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引导制造业外商投资结构升级，积极稳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健全基于国民待遇的内外资法律法规体系，更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上升为国家战略。放松对外投资管制，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鼓励金融机构多渠道为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地域特点，制定分行业、国别的境外投资规划。调整外交工作重点，更好服务于国家各种类型的资本输出。综合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有效降低国别政治风险，维护在外企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三）国际金融领域

　　支持以SDR为样板创设超主权储备货币。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采取货币互换承诺等手段支持中小货币与人民币挂钩。与IMF、世界银行等机构开展更为广泛深入合作，扩大我国持有的股权。大力推进各种类型的对外直接间接融资。建立一到两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官方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支持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继续通过实施审慎金融监管，有效管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

　　（四）国际合作领域

　　我们在无需在创建一个秩序之前，先挑战某种秩序。在全球多边机制中，应尊重联合国系统的传统机构。区域性合作应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点：一方面应采取更为进取的态度，不排斥任何一种新的倡议；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我国在相关机制中拥有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地位，如果某些国家“搭好架子、再邀请中国参加”，应予以拒绝。

　　（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全球主要经济板块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不会取得值得关注的进展。我国应围绕国内对外失衡的焦点问题，根据具体需要自主确定解决进程。综合采取多种国内政策工具，争取“十二五”期间，自主实现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实现资本项目国际收支逆差。到“十三五”，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降至目前五分之一的水平。明确主张主要经济体遵守类似马约的赤字率债务负担率等财政纪律，主要货币发行国遵守货币纪律和货币政策规则，防范发达国家通过软违约方式掠夺我国存量财富的风险。抓住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契机，要求债务国向债权国家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投资环境和更为宽松的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建立基于实际购买力或实际资产的债务抵押担保机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大幅提升财政稳健货币稳健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既迫使发达国家让渡份额，又避免新兴经济体之间无序竞争。

　　四、结论

　　目前的外部经济环境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内经济制度基本适应，在主要领域不存在尖锐的、迫在眉睫的冲突，并不需要采取特殊的举措、在短期内追求重大制度变革。同时也要看到现有体系不是按照我国的利益和意愿塑造的，它没有为接受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做好准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内在矛盾在于，原来主导国家并没有打算按照他们标榜的开放、自由、竞争原则，顺应相对经济实力地位的此消彼长，让渡国际权利。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应采取的战略仍然是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基本框架内，强调平等、开放、竞争的基本原则，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增长，逐步增强在各领域的发言权。

　　国际贸易领域的目标是，充分发挥我国在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确保商品服务继续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出得去、进得来”；国际投资领域的目标是，在继续优化外资流入政策的同时，为中国资本输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国际金融领域的目标是，构建更加符合国际经济金融实力对比实际的国际货币体系，多种方式推进本币国际化；国际合作领域的目标是，维持现有全球合作格局，谋求全球共同应对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追求在区域、双边合作中实现突破；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方面的目标是，尊重各国经济政策主权，在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有限协商，逐步推动全球经济重大失衡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