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税收杠杆的利用除了直接出台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外，更应该通过税收杠杆构建公平的交易环境，通过加大对教育、研究机构等公共设施的投入达到间接惠及企业的目的。
财政部、国税总局7月30日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纺织行业出口交货值3650亿元，增长8.5％，比同期回落7.5个百分点。
此次上调2%的退税率对出口企业可以说是利好，之前国家为应对贸易摩擦曾调低这一税率，导致部分出口企业倒闭，为理清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走向和外向型企业长久的生存之道，《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专访了拥有七年国税总局工作经历和超过18年国内和海外税务工作经验的德勤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人朱桉先生。
2%的意义
《首席财务官》：外界有观点认为，此次上调2%的出口退税率是国家对之前政策的一次及时“纠偏”，您对此怎么看？相比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从紧政策导致的融资困难等难题，2%的退税调整对出口企业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朱桉：从法理上来讲，出口退税是针对增值税的，而实际上，企业在这方面是应该享受“零负担”的，我国税收政策在2002～2003年间也一直是这样的。但后来由于环境的改变，如贸易顺差加大、反倾销等外界压力，迫使国家出台新政策，主动降低了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从17%降到13%，再到后来的5%，8%，甚至一度出现“0”出口退税率。
此次调整主要是基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外贸呈现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速加快的发展态势而做出的。我认为，这2%上调的信号性可能更强，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相对于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以及人民币在一年内升值5%而言，2%的调整对企业是微不足道的，无论11%还是13%都不足以弥补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企业仍然会很难受。
据我们了解，目前在一些纯粹的外向型制造业里的盈利率一般能够在4%~8%之间，能够做到5%已经不错了。汇率的变化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据有关统计，南方这类企业累计亏损的已经达到一半以上。
另外，上调2%的“信号”显示，从长远看，不排除国家仍有继续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可能。因为目前看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使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是最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且其直接影响比利率、汇率要轻微得多。
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企业的影响肯定不是第一位的，应该是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汇率影响应该为第一位；其次，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大约会达到20%~30%的比例，而出口退税的最大影响不过17%.
《首席财务官》：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实现超常规增长。上半年全国预算收入完成34808.19亿元，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这是否说明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通过给企业减税，让利给企业？国家应该如何合理利用税收杠杆？
朱桉：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五年实现了20%~30%的高速递增，我想之所以前一段国家没有通过减税的办法来调节主要是担心市场“过热”，从合理性来讲，将来一段时间会有相应的调整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增值税名义税率从33%降到25% ，说明国家已经在这方面有所举措。一般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在30%或者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大概在20%~25%.
至于国家如何合理使用税收杠杆，我认为税收杠杆的作用不仅限于直接调节企业的收入，更重要的应该是通过税收杠杆在市场上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一些行业不能支持太多，否则会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此外，构建健康的税收机制也很重要。完善法律的制定过程、提高国家税收使用的公开透明度，以及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公开透明的税制能够增进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对双方都是好事。
外向企业生存之道
《首席财务官》：以您的经验看，在跨国公司纷纷在全球范围内将加工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时，未来素以“成本领先”为竞争策略的本土外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在应对贸易争端中，国家的税收机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朱桉：由于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仍然笼罩在高通胀、低增长的阴霾中，我国对相关行业的结构调整在未能完成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此次退税率调整会使部分纺织企业获利。不过，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在将来势必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企业的角度讲，我认为关键且比较现实的是提高单位成本的效益。这可以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规模的办法来解决，最终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联合和集团化，将以往小作坊式的或者小规模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规模效益。
之所以我认为这是“现实的”，是因为本土外向型制造业在为管理先进、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代工”多年以后，已经学习和借鉴到很多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培养了大批成熟、勤勉的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仍将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据我了解，把工厂转移到例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并不一定节省成本。一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远不如中国；此外，他们产业工人的知识、技能水平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还需要企业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财力培训。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工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敬业程度通常不及中国产业工人，这也将令跨国公司付出更多的管理成本。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制造”已经在扭转“劣质低价”的传统印象，我们看到很多优秀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代工”，他们已经意识到创新势在必行，意识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做品牌、做设计，向价值链上游的利润更丰厚的环节努力。
另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并非由于中国企业具备强有力的出口能力，实际上这是长期以来国际分工所造成的。许多跨国企业看到中国劳动力低廉，能源价格便宜，法律对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相比他们本国宽松，因此纷纷把产业链中技术含量不高、对环境有损害的、劳动力密集的环节放到中国来，在中国加工之后再“出口”到目标市场。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根本在于其企业的竞争力。我们国家的税收机制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应该从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可以通过税收鼓励，对自主创新和研发实行优惠政策，这方面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已经有所体现；第二，对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微调，以平缓地实现通过税收杠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内企业产业升级的目的；第三，还必须改变电价、能源价格低廉，以及对环保政策执行乏力的状况，改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安排策略。此外，正如我前面所言，国家对税收杠杆的利用除了直接出台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外，更应该通过税收杠杆构建公平的交易环境，通过加大对教育、研究机构等公共设施的投入达到间接惠及企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