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正是发年终奖的时候，几家欢喜几家愁。其实年终奖作为老板给予员工的奖励，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只是在以农民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社会，古代的“年终奖”基本是官员的专利，为皇帝打工的官老爷才享有的。

年终奖起源于东汉。

在东汉时期，皇帝每年两次重要节日定期赏赐百官，分为春赐和腊赐。据《汉官仪》记载，春赐是“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60匹，执金带吾、诸校尉各30匹。武官倍于文官”。腊赐则“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3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丞、郎各汉尚书令印万5千。千石、六百石各7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5千”。腊月接近年关，腊赐就与现在的年终奖非常相似了，因此，汉代的腊赐又常常被视为最早的“年终奖”。为让官僚过肥年，腊赐明显厚于春赐。

历代君王都重视赏赐，为达到“邦典有叙”的目的，使自己的江山更稳固，给官员发“年终奖”自然毫不手软。

东汉时，大将军、三公等的腊赐为“每人发栈20万、牛肉200斤，大米200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0万元左右，而他们的月薪仅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清朝皇帝年底赏赐大臣也是大手笔，《啸亭续录》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里面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金银八宝八份以及金银钱、金银探各四枚，“年终奖”颇为丰厚的。

北宋高官的“年终奖”虽然少：宰相级别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和两坛子黄酒（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只有几千块钱）。但作为古代的“高薪时代”，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工资和各种明目补贴加起来一年将近一万贯（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万元以上）。

官员是皇帝请来的打工仔，一年辛苦下来，皇帝老板要给“年终奖”以资慰问和奖励，是皇帝对官员的赏赐（皇帝发东西不能叫发，得叫赏赐）。而赏赐按权力等级标准进行，宗室、外戚以及高级官僚获得赏赐的机会多，中下级官僚获赏的机会很少。换言之，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而像汉朝这样，连边郡小吏都能获得皇帝发的年终将的情况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各级政府的中下级官吏，不可能获得皇帝的赏赐。他们的“年终奖”要靠各级政府自己想法办。而对于这些有办法搞额外收入的官吏来说，即使皇帝不给他们赏赐，他们自有法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过个肥年。

有什么办法拿“年终奖”过肥年呢？最简单就是收礼。明清时期，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每当冬日降临，往往以为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向六部司官孝敬钱财，此谓“炭敬”。“瑞雪逍遥下九重，行衙吏部挂彩灯。频叩朱门献暖炉，玉做火塘熔炭红”便是描述这一现象。实际上，炭敬就是春节过节费，在地方上叫“节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京官拜年送礼。赠送所附的信里还不直接说数目，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

后来春节收礼不仅仅是“年终奖”了，使得买官卖官、构私枉法、结党营私等贪腐之风越演越烈。清朝康熙时代末，朝廷为整顿春节官场陈规陋习，九卿等衙门联合发布文告订立一纸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不接帖、不登门薄、不答拜的“六不”廉政措施，规定仍停留在纸上，礼照样送与收，贿照样行与受。

京官在天子脚下，有地方官员孝敬。地方的衙门发“年终奖”主要得靠创收了。唐朝和宋朝，曾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以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官吏们自己凑的集资款。由各衙门派专人放贷生息，进行创收。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官署留大头，变成“小金库”，一部分拿来公款吃喝，一部分官吏私分，私分的形式就包括了发“年终奖”。

更有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不够多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来经商。包括造酒造醋、贩卖私盐、投资房地产。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而房地产生意，他们也有优势，动用职权在繁华地段低价购入甚至霸占一块地皮是小菜一碟，盖好的房子便对外出售或出租。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许多都从事房地产开发。而不管是贩卖私盐、造酒造醋，还是投资房地产，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即便这样，底层的小吏（包括一些没有编制的胥吏、书吏、衙役等）所得的“年终奖”也是很少的。但这些小吏仍可以过肥年。以各衙门的书吏为例，虽然没有编制，不拿工资，位低权轻，但如果地方来办事，如果不向部院书吏输送利益，“则屡次驳回”，或久拖不办。康熙年间名臣靳辅曾说：“各省销算钱粮，科抄部，承议司官，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遇值一事，或执己见，或信部胥，任意吹求，苛驳无已……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中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以及其他中央部门，掌握着题升，调补，议叙，议处，报销，审理等权力，用手中的实权吃拿卡要，都有勒索部费的机会。

当然，和现在一样，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没掌握实权的清水衙门创收能力相对弱一点，例如攒起公文卖废品。秦、汉、魏晋时期，公文是写在竹简上，而装竹简口袋，不管是皮质的、丝织的，还是麻布的，都能卖钱。便有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将攒的口袋在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装公文的封套装主要是布做的（史称“旁囊”），一些穷衙门将这些旁囊积攒起来，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作为“年终奖”发给诸位同僚，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