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户扫码下载遗产税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财富文化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目前还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理由是：只有在对个人信息很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实施遗产税。
因为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准备开征遗产税-从这样的因果关系表达中，我们看到，有关方面显然是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来考虑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个人信息制度为何到现在还不完善？我们的个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自动”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初开征遗产税时，个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们知道，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 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我不认为，这些国家当初在开征遗产税时，相关信息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遗产税的开征，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信息的完善进程。而我们由于一直缺乏完善个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进程也一再放缓。
充其量，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开征遗产税面临的一个困难而已，应该尽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个困难，而不是先决条件。否则，如果上述因果关系成立，那么，似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也不应该这么早开征，因为它同样面临着“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遗产税是一个有力的政策导向，它告诉富人：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进富人在选择被动交税之前，通过主动捐赠的方式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价值，从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使穷人与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谐。舒圣祥
老板学“国学”重建个体良知
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为老板们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企业老板来此“闻道”，学习的书目有《四书》、《道德经》、《庄子》等。
近年来，中国社会财富一族的许多行为方式超越了社会容忍的底线，包括制贩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挥霍浪费、虐待劳工、荒淫无耻等等。这些行为不仅使他们无法获得与其财富地位相称的社会尊重，而且也诱发了所谓“仇富”心理，使他们自己也丧失了安全感。
老板们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单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不受个体良知的制约，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及其他复杂的原因，中国良知的传统渐渐被遗失了。老板们的种种恶劣行为，也可以说是这种遗失的一种后果。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在北大听几天课就能重建这种传统，但他们至少表现出了愿意亲近这种传统的愿望，这总比他们热衷于去钻研“厚黑学”要好吧？
有人也许会说，真正制约老板的行为还是要靠法律和制度。这个结论我是承认的。但要知道，再完善制度，也会存在缝隙和灰色地带，在这些地方，就需要靠良知来发挥作用。更何况良知还决定了人对制度的态度：一个人愿意自觉遵守制度，那是一回事；如果他一心想和制度博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确的态度也许应该是：我们尽可能地完善制度，使他们不敢做坏事；同时也要在他们心底重建良知，使他们不愿意做坏事。
报道中说，老板们为这次学习付出了不菲的学费，许多人还要做飞机来听课。既然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我就希望他们在学习中能够真正有所觉悟，而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新花样的炫耀性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为人处世当中表现出来。
因为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准备开征遗产税-从这样的因果关系表达中，我们看到，有关方面显然是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来考虑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个人信息制度为何到现在还不完善？我们的个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自动”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初开征遗产税时，个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们知道，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 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我不认为，这些国家当初在开征遗产税时，相关信息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遗产税的开征，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信息的完善进程。而我们由于一直缺乏完善个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进程也一再放缓。
充其量，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开征遗产税面临的一个困难而已，应该尽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个困难，而不是先决条件。否则，如果上述因果关系成立，那么，似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也不应该这么早开征，因为它同样面临着“个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遗产税是一个有力的政策导向，它告诉富人：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进富人在选择被动交税之前，通过主动捐赠的方式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价值，从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使穷人与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谐。舒圣祥
老板学“国学”重建个体良知
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专门为老板们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企业老板来此“闻道”，学习的书目有《四书》、《道德经》、《庄子》等。
近年来，中国社会财富一族的许多行为方式超越了社会容忍的底线，包括制贩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挥霍浪费、虐待劳工、荒淫无耻等等。这些行为不仅使他们无法获得与其财富地位相称的社会尊重，而且也诱发了所谓“仇富”心理，使他们自己也丧失了安全感。
老板们为什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单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不受个体良知的制约，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及其他复杂的原因，中国良知的传统渐渐被遗失了。老板们的种种恶劣行为，也可以说是这种遗失的一种后果。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在北大听几天课就能重建这种传统，但他们至少表现出了愿意亲近这种传统的愿望，这总比他们热衷于去钻研“厚黑学”要好吧？
有人也许会说，真正制约老板的行为还是要靠法律和制度。这个结论我是承认的。但要知道，再完善制度，也会存在缝隙和灰色地带，在这些地方，就需要靠良知来发挥作用。更何况良知还决定了人对制度的态度：一个人愿意自觉遵守制度，那是一回事；如果他一心想和制度博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确的态度也许应该是：我们尽可能地完善制度，使他们不敢做坏事；同时也要在他们心底重建良知，使他们不愿意做坏事。
报道中说，老板们为这次学习付出了不菲的学费，许多人还要做飞机来听课。既然付出了如此的代价，我就希望他们在学习中能够真正有所觉悟，而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新花样的炫耀性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为人处世当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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